中国天主教指南(一)

2019-10-22 00:00   天光网站  阅读量:4152

第一部分 中国天主教100所著名教堂

  ●张多默

(上接第14期/总第432期)

  第三章 天主教上海教区的著名教堂

  12.上海老天主堂(敬一堂)。在上海南市城隍庙东侧梧桐街137号。

  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传教士潘国光,得徐光启第4个孙女之助,购得上海城内潘氏世春堂旧址,改建为教堂。圣堂为中国宫殿式建筑,奉耶稣基督为主保,取名:敬一堂。堂高约15.3米,宽16米,深12米,成为上海第一座正式的天主堂。在堂侧面神父的住院前,垒石为山,建有观侧天象的设施。1861年4月,经江南代牧区法国主教批准,恢复宗教活动。天主教上海教区张家树主教亦在此堂领洗。1938年,老天主堂附近设难童小学,后改为上智小学。我祖父张告笙,父亲张若谷是该堂的教友。1959年,老天主堂停止宗教活动。“敬一堂”是中国第一座宫殿式建筑的天主教堂。为明代文物,上海市黄浦区文物保护单位。我们强烈呼吁有关部门能够全面落实党的宗教政策,把“老天主堂”归还给天主教上海教区。该堂为现存的上海最古老的天主教堂。有376年的历史(1640-2016)。

  13.董家渡天主堂。在上海市黄浦区董家渡路185号。

  又名圣方济各·沙勿略天主堂。始建于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1853年建成。为西方宫殿式建筑,堂内设有巨大的方形支柱,可容纳1000人,该堂建成后,一直是教区的主教座堂和主教府所在地。1900-1931年间,法国籍主教姚宗李(ProspeL Poris)把主教府移往洋泾浜天主堂。1960年后又把主教座堂移到徐家汇天主堂。1985年教堂重修一新。2016年的本堂是美国留学归来的陆裕春神父。每周六晚上5时和周日上午11时,有英文弥撒。每月第二个星期周六晚上6时30分,有泰泽祈祷。

  14.四川南路天主堂,亦称洋泾浜天主堂,在上海市黄浦区四川南路36号。

  始建于清咸丰十年(1860年),1861年落成。因建筑者都是一些法国水兵,部分采取“哥特式”建筑,部分又采取“罗马式”建筑。大堂可容纳800人。1865年,教区总赈房从董家渡天主堂移来,于是该堂成为上海教区的经济中心。1900-1931年间,法国籍主教姚宗李把主教府移到此地,该堂又成为教区指挥中心。1981年该堂重修一新。2016年的本堂神父是何为,每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上午9时,有拉丁文弥撒。

  15.唐墓桥天主堂。亦称“上海露德圣母堂”。在上海浦东新区唐墓桥镇(今名:唐镇)北端。

  1895年4月24日,由法国神父鄂劳举行奠基礼。1897年1月2日,举行开堂典礼。教堂建筑为哥特式,高30米,长120米,阔50米,内有正厅8间,另加两翼,可容纳2000人参与弥撒圣祭,为上海郊区最大的一座天主教堂。该堂与佘山圣母堂一样,为天主教上海教区的朝圣地,每年5月,有不少教友前来朝圣。1997年圣母献堂会的老修女全体搬到了唐镇天主堂。唐墓桥露德圣母堂,上海佘山“进教之佑”圣母堂、傅家玫瑰圣母堂、金家巷无原罪始胎圣母堂,组成上海教区四大朝圣地。

  16.嘉定天主堂,亦称“娄塘天主堂”。在上海市嘉定区娄塘,是上海现存最古老的天主教堂。

  明代末年,嘉定娄塘人孙元华举人(1581-1633)在徐光启的劝说下,于明代天启元年(1621)加入天主教。并在堂侧建屋10余间,做为传教士的住院。他从杭州请来传教士,于1622年捐巨资建天主堂。该堂为当时的传教士常驻的总堂,因环境幽静,故当时来华的传教士如汤若望,邓玉函,傅凡际等都在这里学习中文,并作为培养传教士的场所。1627年,在华的传教士,在这里开会讨论是使用“天主”还是“上帝”的名称,还将此处设为开会的场所,在教会史上称为“嘉定会议”。讨论Deus的译名问题。这是中国天主教历史上第一次代表会议,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也是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中,第一次真正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实质上是“梵二”会议的先驱者。

  嘉定会议主要讨论中国礼仪问题及“上帝”、“天主”的名称问题。会议由葡籍骆仁禄神父召集,葡籍班安德神父主持,共11位传教士参加。中国籍学者4人,翰林院检讨徐光启,南京工部员外郎李之藻,监察御史杨廷筠,此三位被称为“明代天主教三大柱石”以及房屋的主人孙元华(依纳爵),总人数为17人。嘉定会议认为“天主”二字实为“Deus”的译义及音译,旧作“陡斯”,亦作“天有主”,认为以“天主”、“上帝”称天主教信仰之“神”,其研究结果是肯定的。1628年,教廷代表在北京作了一些调查,决定使用“天主”之名。嘉定会议再次肯定了传教士们30年来穿戴儒服之举,一再表扬他们在牧灵工作上的勇敢和耐心,以及中国的新教友们对天主信仰的虔诚。嘉定会议对天主教中国化、本土化、本色化做出了突出贡献。1962-1965年,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召开,对礼仪改革,天主教会本土化、本色化,达成了全球共识,因此明代嘉定会议对普世教会的贡献是巨大的!(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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