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三、 多明我和方济各两修会修士来华   

1. 开始几位的来历：

早在沙勿略的年代，就有多明我、方济各和本笃会的会士也曾到过中国，做过传教的尝试，但都以失败而告终。1626年有从菲律宾来的多明我会会士进入台湾，在基隆城建了第一座圣堂，但十六年后，西班牙天主教会，被荷兰的加尔文派基督教逐出台湾，这个初步成果湮灭了。葡国早期占了澳门不准其他国家染指，为此西班牙传教士，只好再由台湾作中转来中国。1631年，两名多明我会士自台湾启程，只有一名神父叫高奇进入福建，另一位中途为海盗所杀。两年后又有两位：一位是多明我会士黎玉范，一位是方济各会的利安当。他们潜入福建与当地耶稣会士取得联系，以后这两个修会的会士相继而入了。

 

2.两修会会士刚进入中国后的情况：

增加新的传教士当然有助于传教事业的发展，但是时间不久新来的教士和耶稣会士间起了磨擦，推其究竟乃是对传教诸多方面所持的概念之差异。在美洲、菲律宾，方济各和多明我会修士传教的对象都是文化落后的民族。他们每到一处开教，首先是拆毁庙宇，捣毁偶像，简单的把欧洲的敬礼唯一真神硬搬到异地，否定那里宗教的一切。用这种办法，对付有悠久文化历史的中国，经验证明那样做，就大大的伤了当地人的自尊心，结果是适得其反。正是由于中国历史文化不同，利玛窦才事实求是的采取一种完全不同的传播方式，甚至包括他们理解的意识形态在内，表面上看进度似乎慢些，但他具有远见性，是通过大大小小风险总结出来的经验。他们对当地的文化习规，只要与福音不扺触，都设法保留；对不相容的地方，明智地逐渐清除。但是这些新来的传教士却认为这与一个福音宣传者的身份不合，这些人确实以不同的方法布道。他们手持苦像，在街上大声宣讲说：凡是拒绝相信福音的，将如孔子一样坠入地狱。耶稣会传教士，见如此做法，怪异惊骇，是向有高度文化的民族进行挑战。结果怎样呢？崇祯十年，荷兰人占据了澎湖，在那里修筑了工事，从而惹起了中国人的愤慨。此时，西班牙传教士从菲律宾潜入福建传教，因不通中国语言和风俗，贸然而来，中国人便谣言四起，说西洋传教士与海盗相互勾结，于是官府出告示驱逐外国人，严禁中国人信奉洋教。十六座教堂被查封没收归公，教友受迫害。那时正当艾儒略在那里，他无计可施，致书友人，申辩传教士与商人同流合污是错误的谣传。因不见外国人有什么动静，情况缓和下来。此时皇帝赐给“钦尧褒天学”匾迎来福建，官民见了，疑惧清除，对教士转为景仰了，将没收的教堂交回。沈榷掀起的教难刚刚停息的时候，利安当来到福建，那里的耶稣会士叫他另找传教地区，他就转去南京，那里的教友们，才得到一点喘息的时机。见他语言不通，深怕再激起一场教难，因他坚持非留下不可，最后教友们只得强迫他上船，把他送回福建去了。

 

3. 开始有了裂痕：

利安当虽滿腔热血却碰了钉子，为此从思想上和耶稣会士有了矛盾。他宣称“祭”字，只能用于弥撒圣祭，决不能用于敬礼祖先的礼节。他见教友祭祖时向牌位叩头，分吃祭品，不能容忍。教友向他解释：此举决无宗教意味，而他不相信。于是，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的会士，联合向耶稣会上司提出质问。耶稣会方面做了解释，他们不满意，便决心向罗马上书。范玉黎于1640年赶赴罗马，三年后到达。这次意外的事件，在当时虽未干扰全面传教工作，只是在福建一带惹起一些骚乱，但它却成为以后震动欧亚的“礼仪之争”的前奏。

 

这场争辩交锋非一日之寒，在欧洲也形成了抨击在华的耶稣会士传教的方法。利玛窦活着的时候，在中国的龙华民和利玛窦在传教方式上就有了分岐。当时涉及到传教的方法，未论及教理与中国哲学的概念。这一切的往事，应被看做礼仪之争的远因。在这时，利安当在艰难的旅程中回到菲律宾的马尼拉。1643年他又返回中国，他的工作热情堪称一位传教宗徒，只是在某些观点上不同意耶稣会会士的做法。利安当返回中国后来到北京，汤若望热情的款待了他，两人结为莫逆之交，至死不渝。汤若望为利安当写了封介绍信，让他去济南拜见一位显宦，这样他在济南定居了，在那里建了一座圣堂。1662年，利安当归化的教友总数为三十人，这是山东的开教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