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中国东北地区和西南地区天主教堂建筑形式之所以存在明显差异，特别是北方地区教堂建筑全盘西化的症结之所在，这个话题，还得从从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路线说起……

 

巴黎外方传教会（La Societe des Missions Etrangeres de Paris）是明末清初传入中国的天主教五大修会和传教会[9]之一。该会1653年成立于巴黎，1659年起，开始偶派传教士进入中国，大举入华则始于1683年，至新中国成立后被逐出中国大陆为止，前后历时350余年。[10]

 

本文所述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路线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第一是其可见的一路走来的传教行为的传播路线，第二则是其在传教过程中所秉承的思想路线，后者才是决定了其传教方式和教堂建筑行为的关键因素。

 

传教历史及范围

 

巴黎外方传教会主要在亚洲从事传教工作，传教范围包括越南、柬埔寨、泰国、韩国、日本和中国等地。

 

教宗额我略十一世（Gregoire XI，1830-1846在任）、庇护九世（Pie IX，1846-1878在任）和良十三世（Lion XIII，1846-1878在任）在位时代，巴黎外方传教会共开辟了37个新的宗座代牧区，暹罗、东京湾、日本和朝鲜的首任宗座代牧也都是来自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

 

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进入中国西南地区，早期主要是借助他们在暹罗和印度的影响，后期又是利用了他们在印度支那殖民地的有利局面。在禁教时期，巴黎外方传教会在中国西南地区坚持秘密传教。

 

今日中国大陆地区的成都、沈阳、康定、重庆、广州、宁远、叙府、贵阳、昆明、南宁、吉林、汕头、北海、安龙共14个教区均是脱胎于当时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区域。

 

然而除却两广及西南地区的辐射性发展之外，当时的东北对于巴黎外方传教会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传教范围来说则是一块飞地，而这一切的开始则是源于清道光十八年（1838）的教廷命令。

 

进入中国东北

 

公元1838年（清道光十八年）8月14日，教宗额我略十六世将长城以北的蒙古、满洲及辽东地区从北京教区划出，成立满蒙代牧区，由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代管。12月11日，时任穆坪邓池沟（今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境内）修院院长方若望（Emmanuel Jean Francois Verrolles，1805-1878）受委任成为新任宗座代牧，领衔Colombia（哥伦比亚）教区。

 

公元1840年（道光廿年）1月30日，方若望接到教廷命令，同年9月9日自四川起程，11月8日，方若望在山西太原由山西-陕西代牧区代牧艾若亚敬主教（Joachin Salvetti，1815-1843在任） 祝圣晋牧，12月2日到达当时满蒙传教的根基地，由法国遣使会管理的天主教重镇西湾子村（今河北崇礼县境内）。

 

方若望与时任西湾子本堂、法国遣使会士孟振生（Joseph-Martial Mouly，1807-1868）谈及当地教务问题时，有意暂时将辖区境内北京经线以西之蒙古地方分与遣使会代管，热河地区归属巴黎外方传教会管理。

 

然而，是年罗马圣座经过重新考虑已于8月23日做出调整，将满蒙代牧区一分为二，在满洲及辽东地区成立单独的满洲代牧区，仍由方若望担任宗座代牧，蒙古代牧区则由孟振生担任宗座代牧。自此后满洲代牧区、蒙古代牧区分而治之。

 

1841年（道光廿一年）3月，方若望离开西湾子继续出发，不久之后抵达辽东，自此，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活动在中国东北地区全面展开。[11]

 

传教方式

 

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们从中国的西南地区来到东北，两地间地域文化迥异，那么在东北地区应该采用何种形式进行传教，就成为必须要考虑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似乎并不在进入东北的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们在影响了中西文化交流近两个世纪的“中国礼仪之争”事件中，完全站在了耶稣会士的对立面。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主旨是直接传教，创办学校和诊所为辅助手段，科学文化事业被置于次要地位，并且放弃了耶稣会以中国宫廷和大都市为阵地的传教策略，而是注重偏僻农村，在那些穷乡僻壤地区活动。

 

这有可能是当时中国的经济文化落后地区对基督教的抵触情绪相对较薄弱的原因，当然这也是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创建初衷。[12]他们游走在中国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地域。从目前已知的情况来看，这些地区不仅在全国范围内属于特别贫穷的地区，就在其所在省市中也不算富裕之地，可见他们在这一点上与入华遣使会具有某种相似性，但与耶稣会的传教方式却大相径庭。

 

由于巴黎外方传教会反对耶稣会的“中国文化适应”策略，在传教中抵制中国礼仪，特别是在后期借助并依靠西方殖民主义势力，通过不平等条约和坚船利炮来为其传教行为保驾护航，从而激起了许多乡民和清朝官吏的不满。

 

进而，在民众的思想中，传教士的行为与外来侵略画上了等号，以至于发生了一连串教案。纵观整部天主教在华传播史，巴黎外方传教会是造成教案最多的一个修会。[13]

 

成与败

 

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华活动历时近三个半世纪，扮演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角色，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起过一定作用，也成为将儒释道相融合的中华文化传向西方的媒介。

 

然而，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在华活动，严重背离了由入华耶稣会士所确立的“中国文化适应”策略，不尊重中国的民族传统，藐视儒家文化的礼仪风俗，并企图将天主教的教规和礼仪原封不动地引入中国，因而引起了与中国乡民、地方政府直至中央政府的冲突，因此也使他们自己始终笼罩在教案的阴影中。

 

同时，巴黎外方传教会与西方殖民当局关系过分密切，与西方列强的远征军、外交使团和商贸公司的交往甚密，他们倚仗殖民远征军和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做出了许多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从而严重地制约了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

 

然而亦不可否认，入华的外方传教会也培养了不少中国籍神职，有些司铎还被任命为主教，而且设立了由国籍主教主持的教区，与遣使会相比，巴黎外方传教会使得天主教在华的“本土化”过程更向前迈进了一步。

 

巴黎外方传教会依靠华人却又不相信华人，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当新中国成立后，外国传教士们遭到驱逐时，虽然他们在华建立的大量教堂与小学尚在，其影响却如同过眼云烟，未能持续久远。

 

当然，即使是耶稣会，在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去世后,他的文化适应传教策略也未能在其继任者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i，1559-1654）那里得到很好的继承，而后的一次次冲突既考验了基督文化对中国文化让步的限度，也对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度与广度提出了挑战。

 

南京教案、康熙历狱（汤若望案）、礼仪之争、百年禁教……

 

中西文化的差异一次次造成了理念上的冲突，且愈演愈烈，从最初的学术层面逐渐上升至政治层面。当时的中国人只对来自西方的科学、艺术抱有浓厚兴趣，而对其宗教则始终持保留态度。

 

经历了文艺复兴的欧洲和正处于康乾盛世的大清都认为自己的文化是最好的，本土文化的优越感让他们都拒绝向对方让步。

 

当两种文化都认为自己比对方更优越的时候，它们面临的只有对立。[14]

 

北方地区教堂建筑全盘西化之症结

 

清宣宗道光廿年（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自此开始了近代史上中华民族的百年动荡。

 

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中，外国传教士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一起进入中国，此时的传教活动建立在完全否定中国社会的基础之上，认为这是一个陈腐没落的异教徒国家，只有“基督”的文明才能拯救这个社会。

 

服务于本国政治势力的传教士们曲解了基督的信仰，无意中成为那个时代西方殖民主义文明的捍卫者，而非基督信仰精神的推动者。

 

当西方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把西方的所谓文明强加给清政府时，甚至还有传教士为能够转变中国人的信仰而欢呼时，殊不知谬之大矣：一个不平等条件之下达成的所谓文化相遇，本就是赤裸裸的文化侵略，一段对立与失败的历史从此被烙印在基督信仰与中国文化的第四次相遇中。

 

就这样，传教士们以“主人”的形象进入了中国，伤害了中华民族的自尊。鸦片战争及其带来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传教士因着坚船利炮的庇护而得到传播信仰的自由。

 

道光廿四年（1844），道光帝被迫下令对天主教开放“教禁”。道光廿六年（1846），道光帝发布上谕，允许归还雍乾年间查禁的天主教教产，但仍不允许传教士擅自到内地活动。清文宗咸丰十年（1860），中法《北京条约》签订，为传教活动提供了保护，传教士的在华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并因此条约而得以在全中国任何地方购置土地房屋以兴建教堂，传教成为不平等条约保护下的“合法”行为。

 

当时，法国利用所谓的“保教权”完全切断了教廷与中国的联系，使得教廷的权威在中国无法实现，国人自然无法了解真正的基督信仰究竟是什么。各国的教会势力也与教廷分庭抗礼，完全屈从于本国的政治势力而为了本国的在华利益而努力，由此所造成的祸患、所种下的仇恨，自此后数不胜数，使得天主教始终给国人以洋教之印象，无法嫁接入中国文化当中，为日后中国教会的生根成长留下了极坏的土壤。所遗留的无穷口实让国人误解及指责天主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自十九世纪末期直至今日，如上罪状一直存于国人心中。[15]

 

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一个个租界建立起来，其内部的自成世界，使得租界内的教会建筑带有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殖民特征，而在租界之外的中华大地上，罗马式、哥特式……一座座纯粹西洋风格的教堂拔地而起，成为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天主教会建筑的典型特征。

 

全盘西化的格局

 

以建筑风格为最明显之代表，西方文化殖民化的全面介入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自然进程，中国传统文化因之受到了致命冲击。早已江河日下的封建社会体系在遭遇蓬勃上升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之时不可避免地加速了其自身的解体，在西方列强最野蛮的民族征服行为之下的中国文化被强制性地纳入到西方社会的发展轨道当中，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完全由外国人主导的时期。

 

其实，不仅仅是建筑，当时的一切，都成了西方的样子。

 

于是，曾经具有相互性的中西文化交流变成了单方面强制性的文化输出。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艺术、宗教及社会观念等各个方面遭遇挑战，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以及中国人的文化观念被以最为野蛮的方式强制改变了。

 

在清王朝的最后岁月里，西洋风格滚滚而来，作为一种强势输入而代替了中国人对于教会艺术的本来认知，以至于当时的中国教会“在组织与发展上，均保留着外来的性格。教区的组织，礼仪的语言，教会的器具，无一不是外国的，结果艺术也就必然成了外国的”。[16]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当时的中国天主教艺术形成了全盘西化的格局。

 

最初，人们对这种文化侵略的反对相当激烈，但当人们终于习惯了这种在百年之间长期存在并引发了一次次教案甚至教难的特殊对立之后，便开始自然而然地认为只有这样的艺术才是真正纯粹正统的天主教艺术形式，这不得不说是一种莫大的讽刺与悲哀。[17]

 

传教士的反思与改变

 

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中，中西文化交流变成了一种单向的、严重失衡的文化侵略，这也表现在建筑层面。

 

然而，当其他西方建筑都在中国站稳脚跟时，只有教会建筑在这里遇到了麻烦，因为它们显示出西方文化观念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侵蚀。

 

于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受到别的程度相近的文化的侵蚀，一种文化可以通过战争来进行技术和社会政治的较量。如果是一种确实‘较弱’的文化，缺乏有效的用于战争的技术和社会组织，那么观念往往成为主要的防御手段。在许多排外活动和迷信之中，为了组织人们以抗拒一种占优势的和更有生命力的文化渗入，往往会出现和利用一种超自然的观念”。从这一点上来看，也就很容易理解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以及百年之间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教案甚至是教难了。

 

曾有资料显示这些教案大多发生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年之间，仅光绪廿六年（1900）的庚子之乱，全国各地的教会建筑就被损毁了四分之三。此一时期全国的教堂均是这般，在百年的动荡中经历了一次次的毁坏与重建。

 

对传教士来说，中国民众对教会的普遍抵触，迫使传教活动采用了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策略，力求得到中国民众的认同和好感，因此而发展了与教会相关的教育和慈善事业。[18]

 

诚如上文所言，当教会受到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便不得不迫使自己冷静下来，思考如何将福音传播出去。因为，文化有可能成为一种强势的输出，但信仰不行。强制性的信仰不能称其为真正的信仰，要传播信仰首先就要得到中国人的认同与好感，即使只是作为一种姿态，也必须寻求这样的改变。

 

融合就这样发生了，传教士开始在建筑艺术方面尝试中西异质文化元素的共举，虽然这种尝试并无其系统性可言，但毕竟已经开始了尝试。于是在中国的西南地区，在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区范围之内，开始出现了一系列中西合璧的教堂建筑。当然，由于没有相关建筑理论的支撑，或者说是巴黎外方传教会那些相对保守的传教士们隐性地拒绝了相关的中式建筑的理论，于是在中西建筑风格迥异的情况之下，出现了一种全新的中西合璧的建筑形式。

 

不同于耶稣会入华初期大多采用中国传统民居建筑而将内部简单改为教堂以为礼仪使用，新的建筑形式在外观上大多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建筑样式、建筑装饰以及建筑材料，而在整体的格局方面则仍是西方惯用的十字形教堂建筑布局，即在满足了礼仪空间要求的基础之上，又在平面布局上回归了西方教堂建筑的样式要求。

 

结  语

 

文化适应，从第一次基督信仰与中国文化相遇之时就已经开始，在数百年的岁月中不断考验了基督信仰对于中华文化让步与适应的限度，这一点首先从教会的建筑艺术当中体现出来。

 

耶稣会致力于教会的本地化，其文化适应策略使得天主教信仰得以在不妥协自身的情况下，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这是明末清初天主教东传的典型特征，也由此决定了这一时期的天主教堂大多沿用中国的民宅、寺庙或者按照中国传统样式建造。

 

在此后虽然经历了从中式到洋风的转变，但这是多元化的文化所必需，只有其后全盘西化格局的形成才非这个民族所愿，这错误观念的影响到今天依然存在，而这更是民国时期大力促进中国教会本地化改革的刚恒毅主教与罗马教廷一贯坚决反对的东西。

 

保持文化的多元性是教会的需要，也是时代的需要，在笔者看来，这不仅可行，而且当行，亦是必行。让基督的讯息“降生”在中国的文化中更应该符合时代的需要，这样的信仰才能被人理解，才能开始传播，并带来基督信仰全新的生命。

 

建立一个既是普世的更是中国人的教会，这是先行者们的希望，也是今日在中国的天主教会之重要任务。

 

这条本地化之路，不妨就从天主教建筑艺术开始。

 

（本文原标题《吉林教区天主堂建筑中国化刍议》，编者略有删改。）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