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给母亲打电话，母亲语重心长地给我安顿了一件事：“明天你去教堂，看看咱们家的红躺柜在不在了，如果在，让你女婿拉回来，我想红躺柜。” 

 

打我记事起，家里最耀眼的摆设就是红躺柜，那是妈妈的陪嫁，也是家里最值钱的财产。十多年前，父母由农村搬到小县城，买的人家的房子连同家具，红躺柜虽然同父母进了城，但没有地方摆放，就寄放在教堂了。

 

十多年来，红躺柜一直在教堂放着，主日天我们到堂参与弥撒，总能看见红躺柜，上面放着打圣体面饼的物具，里面放着几套客被。

 

儿时，每当妈妈开柜时，我们就会跑到跟前，扒在柜边，几个小脑袋齐刷刷探到柜里，看妈妈能拿出什么好东西，挤得妈妈没法取东西，总是说：“作甚呀？走开！” 

 

六十年代，妈妈的针线活儿、绣花鞋 、银手镯，爸爸的算盘在红躺柜里；七十年代，粮票、布票、棉花票、罐头、饼干在红躺柜里；八十年代，《师主篇》、《古经大略》、《旧约全书》，我们的铅笔、本本也在红躺柜里；过年，全家人的新衣服、新鞋子 、糖果、点心在红躺柜里；八月十五，香甜的月饼，花桃李果在红躺柜里；九十年代，弟弟的红色祭衣，妹妹的嫁妆都是从红躺柜里拿出来的。 

 

宗教事务恢复后，神父到我们家送弥撒，红躺柜成了“祭台”。“祭单”是妈妈在白布上绣出的十字架和玫瑰花。记忆中，红躺柜上点着蜡烛，放着《圣经》、圣像，全村教友都来我们家望弥撒，“斯是陋室，惟吾(柜)德馨”（陋室铭）。

 

红躺柜是母亲珍爱一生的“百宝箱”，也是我们孩提时代幸福的向往，更是我们多少年来家庭弥撒的“祭台” 。

 

红躺柜伴随母亲从青春走向暮年，寄托着母亲的希望，散发着岁月的光芒。  

 

2.    

为了满足母亲的心愿，我电话给搬家为生的拜立科教友，要他搬运红躺柜，巧的是，他应许的时间，正好是母亲的生日。

       

母亲珍爱的红躺柜抬回家了，擦洗中，一个“喊”声仿佛在耳畔响起：“李保禄，开会，快点”！这是我儿时最怕的一声“喊”，每当这时，我的心怦怦直跳。父亲应着，从门后拿出他的高纸帽，戴在头上开会去了。高纸帽用牛皮纸做的，足有一米多高，下口如帽口大小，顶端是个尖。

       

父亲是地主成分，戴着四类分子的帽子，每天晚上开批斗会，父亲低着头，站在社员大会的台前，社员们举着拳头跟着队长高喊：“打倒地主！打倒李保禄！” 

       

有一天，我偷偷地把高纸帽叠起来，用麻绳捆住藏在红躺柜里，再把枕头压在上面，年幼的我，以为没有高纸帽，父亲就不用批斗了。第二天早晨，爸爸问妈妈：“你把我的高纸帽放在哪了？今天晚上没有高纸帽，批斗死我呀！”妈妈没说话，低头落泪。

       

当我踩上小板登，从红躺柜拿出高纸帽时，爸爸摸着我的头说：“不要怕，这是运动，是政策，有天主，爸爸死不了”。

    

我的父母因信仰结合，他们同甘共苦，相濡以沫走过了50多个春秋，他们给了我生命，给了我信仰，给了我良好的教育，在儿女心中，父母是家，是爱，是永恒。

    

如今父亲走了，母亲注定要一个人旅行，儿女再孝顺也不如伴侣温馨。呜呼！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汝其知也？

    

突然传来了敲门声。

    

“李姐，开门，我把手机落下了”。这是搬运红躺柜拜立科的声音，我一开门，拜兄弟把钱扔进门说：“李姐，我说不要就不要，你又给我装在包里，你父亲没少帮我，我怎么能收你的钱？”

        

“砰”的一声，门被关上了，“李姐，我走了，你慢慢收拾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