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禄在信的致候辞里说是写给「迦拉达众教会」。迦拉达在当时有两种意思：一个是民族意义上的，一个是行政意义上的。前者是指约于公元前278-277年从高卢来占据小亚细亚中部（黑海南部，今日的安卡拉）的克耳特人（Celts）居住的地方；后者指由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划分的罗马帝国的一个省。

克耳特人在占据小亚细亚中部后，很快就建立起「迦拉达王国」，王国分为三个区，分别以培息诺（Pessinus）、安季辣（Ancyra——即安卡拉）和塔威约（Tavium）为首都。后来迦拉达国王阿明塔（Amynthas）因拥护罗马皇帝安多尼（M. Antonius）得势而向南占领了吕考尼雅（Lycaonia）、部分夫黎基雅（Phrygia）、旁非里雅（Pamphilia）和丕息狄雅（Pisidia），之后又因他投靠并协助奥古斯都（Octavianus Augustus）而获得了依扫黎雅（Isauria）和西基里基雅（Cilicia Trachea）。

公元前25年，在阿明塔死后，奥古斯都将上述整个版图划为罗马皇帝省，仍命名为迦拉达。为了区别，人们将此新的行政区域称作「南迦拉达」，而将克耳特人原初占据的地方称作「北迦拉达」。南迦拉达的居民来自不同种族，而北迦拉达则以克耳特人为主，其宗教是混合型的（syncretism）。

保禄第一次传教行程中，在南迦拉达建立了几个教会（参阅宗十三14~十四21）。之后在第二次传教行程中又到那里去巡访（宗十六1~2），并向北迦拉达扩展了教会（宗十六6），因此，他在第三次传教行程中又到北迦拉达去巡视（宗十八23）。

学者们对于这封信是写给南迦拉达还是北迦拉达的教会，莫衷一是，不过，笔者倾向于认为此信是写给北迦拉达教会的，主要理由是：第一，公元一世纪的大部分史料在提到「迦拉达」时，都是指北迦拉达；第二，保禄在三章一节直接说「无知的迦拉达人」，显然指的是某个特别的族群，而不是南迦拉达区域内不同的种族；第三，保禄在信中说他是由于患病才停留在迦拉达，得以向那里的人传教（迦四13），而按照《宗徒大事录》第十三、十四章的记载，保禄是有意向南迦拉达人传教的，因此他在信中所指的应是北迦拉达人；第四，克耳特人曾信奉混合式的宗教，习惯宗教的仪式，比较容易被犹太教法律和仪式所吸引，因而才会随从被保禄谴责为「扰乱分子」的人。

二

写作时地

新约中也许没有任何其它书信像迦拉达书那样引起有关其写作对象、时间和地点的争论，该书信的写作时地与它的对象相关。既然我们认为它是针对保禄于第二次传教行程中归化的北迦拉达人，那么它就是在耶路撒冷会议后、保禄的第三次行程中（55-59年）成书的，即不会早于公元55年。由于保禄是在他第三次行程初巡访北迦拉达不久之后写的这封信（宗十八23；迦一6），又由于本书的内容与用词十分接近《致罗马人书》（罗 1：8），因而写于《致罗马人书》之前。由此，我们可推断，保禄大概是在公元55-57年间，于厄弗所或马其顿写了《致迦拉达人书》。

三

写作背景

保禄之所以写信给迦拉达基督徒，是因为在他第二次巡访他们后，有些保守的犹太基督徒去到那里，这些人一方面质疑保禄的宗徒权威，认为他讲的与十二宗徒团所讲的不同；另一方面宣称：为得救，只相信基督是不够的，还需遵守割损礼（迦2:3~4；5:5；6:12）和梅瑟法律（迦三1~5）。这些犹太基督徒可能来自雅各伯宗徒的团体（迦二12），并且是仗着他的权威宣讲的，因而很有蛊惑力，以至一部分迦拉达基督徒听从了他们。保禄听说后，遂以此信拨乱反正，为引导迦拉达基督徒重新找回正确的信仰。

由于本书信之思想的统一性，其结构十分清晰。除开头的引言（一1~10）以及结束语（六11~18）外，中间内容可分为辩护、教义和伦理三个部分：

一、个人辩护（1:11~2:21）；

二、澄清教义（3:1~5:12）；

三、生活规劝（5:13~6:10）：

（一）引言（1:1~10）

1、致候词（1:1~5）

2、开场白（1:6~10）

（二）个人辩护（1:11~2:21）

1、保禄宣讲的福音来自基督的启示（1:11~17）

2、保禄的福传工作得到宗徒团的支持（1:18~二14）

3、保禄自身经验的结论：因信成义（2:15~21）

（三）澄清教义（3:1~5:12）

1、信德使人成义（3:1~18）

2、恩宠使人自由（3:19~4:7）

3、保禄的关怀与劝勉（4:8~20）

4、基督徒是恩许的自由子女（4:21~31）

5、保禄的劝勉与威胁（5:1~12）

（四）生活规劝：随从圣神的爱之法（5:13~6:10）

（五）结语（6:11~18）

《致迦拉达人书》有着非常清晰和统一的思想脉络，整体上看像是一篇护教论著。当然，保禄的目的主要不是护教，而是引导迦拉达信友认识真道。他的中心思想是：人得救和成义，不是由于选民身份（受割损）和遵守梅瑟法律，而是由于恩宠及信德。

保禄特别强调基督之爱的优先性和主动性，是基督为人死而复活的爱的恩宠拯救了人（一4），不是人凭自己的身份或守法，否则「基督就白死了」（二21）。对于保禄来说，得救者是自由的恩许之子、天主的儿女，而非法律的奴隶。为撇清以色列选民身份与得救的关系，保禄拿依撒格和亚巴郎来论证。前者的诞生完全是出于恩宠，因为亚巴郎和撒辣都已年老，而且撒辣本又是石女。而亚巴郎的成义，是由于他的信德，得救者是在信德与恩宠的意义上成为亚巴郎的子孙的。

事实上，因着恩宠得救，是保禄自己的切身经验。在书信前两章，他长篇累牍地讲述自己的生平，不仅仅是为证实他的宗徒地位和权威，也是为说明他是怎样借恩宠得救的。他曾是个极端的法利塞人，迫害过基督徒，可如此守法的精神竟使他与基督对立了起来。后来他虽然有各种神恩和卓越的传教成绩，但他体会到，那完全是由于天主恩宠的召叫（一15）和基督爱的怜悯。至于他自己，除了软弱外，他觉得没什么可夸耀的。

在保禄的经验中，人成义或变好，之所以不是由于守法的好行为，「而只是因着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二16），首先是因为人是借着信德被「算作正义的」，即是天主因其恩宠和仁慈接纳了人，不是人自身配得被接纳；其次是因为透过这种信仰人可「穿上基督」（三27），让基督在自己内生活（二20），并随着圣神去生活（三14）。

守法不过是外在的功夫，并不能使人借以从内在上革新和成义，那真正从内在革新人，使人获得精神之自由的是圣神，他才是人应该遵循的内在之法，把人引向正义的生命向导。那以为可借守法而成义的，实际上是想凭一己之力得救的狂徒。为能成义，人只该依靠信德和随从圣神，因为那是让基督来作主，让圣神来革新。让圣神从内在革新，就更让他把自己从本性的私欲中释放，成为自由人，从而能随心所欲不逾矩。

圣神的内在之法，其实只有一条，即是爱（五14），因为圣神本身就是父子之间爱的联系。圣神的果实，或者爱的表现形式是：「仁爱、喜乐、平安、忍耐、良善、温和、忠信、柔和、节制」（五22~23）。因此，保禄在书信的最后部分劝勉迦拉达人要「以爱德彼此服事」（五13），要「彼此协助背负重担，这样就满全了基督的法律」（六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