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之首 ——徐光启的灵修生活

2021-02-07 20:05   纳爵之盾  阅读量:3170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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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末时期,朝野动荡,危机四伏,帝国大厦摇摇欲坠之际,徐光启这位具有强烈责任感及开放意识的士大夫,为力挽大明帝国之狂澜,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他毕生致力于科学技术的研究,勤奋著述,是介绍和吸收欧洲科学技术的积极推动者,为17世纪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所写的《农政全书》更是家喻户晓,使后世受益无穷。以往人们只知道徐光启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科学家,却忽略了他的另一个重要身份——一个卓越的天主教徒。纵观他的一生,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都与其信仰息息相关。

 

 

徐光启与杨廷筠、李之藻一同被誉为“中国天主教会三大柱石”。他为官清廉、生活简朴,时时散发出信仰的光芒。他除了和普通天主教徒一样,时常祈祷、默想、省察、办告解、参与弥撒、领圣体;更以修道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如做圣依纳爵神操、守斋、打苦鞭、行克苦等神功;同时,也以传教士的使命来自我鞭策,他与神父们密切合作开创了上海教会,常向士大夫介绍天主教信仰;借着拜访南京耶稣会传教中心,推动了南京教会的发展;而教会在浙江、山西、陕西、河南等省份成功地展开传教活动,都与他的鼎力支持密不可分。徐光启及奉教名人韩霖、段衮、王徵、孙元化等的名字出现在传教士的年鉴报告中,他们在地方教会的传教工作上起到很大的作用。
 
 
徐光启逝世后,耶稣会为表彰他对教会所作出的卓越贡献,曾写了一篇著名悼词,由潘国光译为中文:中国的徐光启公,以翰苑起家,为辅弼皇帝的宰相。笃信圣教,至终不懈,弘宣真道之功,永永不朽,耶稣会痛失良导,作此诔词,以纪念其恩德。”这篇悼词可作为他一生的写照,不仅镌刻在他的墓碑上,也永久地留存在教会对他的记忆里。

 

 

1903年,教会为纪念徐光启受洗300周年,在他的墓地竖立起一个大十字架,底座上刻有马相伯用中文和拉丁文写的颂词:“徐保禄,请你在天上引领你的同胞,来到天主身边,保佑你的后裔具有完整的信仰,背弃信仰者回归基督,耶稣会秘书处,怀着感恩和敬爱的心情,因他多年接受、热爱、传播的信仰,为中国皇朝伟大的徐保禄导师建立这纪念墓碑。”这篇由马相伯撰写的双语碑文,代表着天主教会对徐光启深深的怀念。

 

而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徐光启缘何接受洗礼加入教会?有着怎样的信仰生活?在四百多年前他如何进行福传?又为何在临终之际“囊无余资”?本文将一一为您揭开其“神秘面纱”。 

壹、徐光启皈依天主教

 

一、徐光启与耶稣会士的相遇

 

提到徐光启皈依天主教信仰的过程,就不得不提到三位耶稣会会士,他们是郭居静(Lazzaro Cattaneo,1560-1640)、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罗儒望(Jean de Rochia, 1565-1623)。徐光启与这三位传教士的相遇相交,对他的灵魂触动很大,他们对于徐光启皈依天主教信仰,以及他日后的实践信仰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万历二十三年(1597),徐光启在会试中再一次名落孙山,感到无颜回家面对家人,就取道南下,经广州,之后停留在韶州任教。他拜访了刚到那里传教的郭居静神父,他由郭神父第一次听到了天主教的信仰。徐光启在日后为利玛窦《二十五言》作的跋中,曾回忆起这段令人难忘的经历:“昔游岭嵩,则尝仰天主设像,盖从欧罗巴海泊而来也。”[1]他“第一次见到耶稣像,肃然起敬。[2]与郭居静一起谈论信仰与人生,是他第一次接触天主教的道理,第一次了解到耶稣是谁,第一次看到了利玛窦绘制的第一版世界地图。首次接触天主教和西方文明,给徐光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他开始深刻地反思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尤其是在儒家价值系统以外,去努力探求基督宗教对生命的真正意义。

 

万历二十八年(1600),徐光启赴南京看望恩师焦竑,他听说利玛窦也在南京,就急切前去拜访,于是两人有了第一次见面。这是徐光启第二次接触了天主教教义。与利玛窦的对话,使他得以了解天主教的信仰核心,“逮闻天地有主宰,万物不能自生。人间祸福,皆一主宰掌握。人负气以活,具形体,秉灵性,形必归灭,而灵性永无泯灭。善其生则获祜,恶其生则罹殃。失毫谬千,攸关重焉。[3]这次与利玛窦的相遇意义重大,对他皈依天主教尤为关键:“基督教信仰已深入他的内心,而且领悟到基督教信仰的天主是天地间至高无上的主宰。”[4]后来,徐光启在谈到这次相遇时说:“而余亦以闻游从请益,获闻大旨也,……盖学无所不窥,而其大者以归诚上帝,乾乾昭事上帝。”[5]由此可知,徐光启不仅对利玛窦渊博的学识钦佩不已,更为他“乾乾昭事上帝”的执着与热诚所感动。

 

在那里,徐光启见到了利玛窦绘制的新版地图。有研究者认为,徐光启所以成为天主教徒,这幅地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万历三十一年(1603),徐光启怀着对利玛窦的旧情再到金陵古城,欲见利玛窦,而利玛窦此时已在京城传教,[6]接待他的是罗儒望神父,罗氏引他“瞻拜天主圣像”,讲解天主三位一体的道理,并指耶稣圣像给他解释天主降生救赎世人的奥迹。此时,徐光启“忽忆前梦,始惊疑,以告罗子,亦受天主默启,因具讲圣教之理。公听之至暮无倦志。”[7]罗神父送给他《天主教要》《天主实义》,他回到住处“于邸中读之,达旦不寐,遂立志受教。”第二天,他不仅读完了这两本书,而且记住了书中所有的教义纲要。[8]徐光启请罗儒望神父给他讲授教会重要的道理,因为他想在年底回家之前领受洗礼。于是,罗神父要求他一连八天,每天一次前来学习《天主十诫》,他答说:“不止是一次,我要一天来两次。” [9]他确实这样做了,总是准时到达。如果他来时赶上神父不在,他就从一个修士或是一个家庭先生那里聆听受教。[10]徐光启渴望受洗皈依基督的迫切心情,于此可见一斑。

 

 1603年1月15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徐光启由罗儒望神父受洗,圣名保禄,[11]成为有举人功名的天主教徒。徐光启从受洗直到1633年11月8日(10月初7)去世,在三十年零九个月二十七天的天主教徒生活中,他始终如一地坚持了自己的信仰,以一个虔诚基督徒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热爱教会,关心教会,奉献教会,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念念不忘教会的事业,堪称为一个模范的基督徒。

 

二、徐光启受洗的动机

 

从1597年初次接触天主教信仰,至1603年受洗,徐光启经过了六年时间,由初次认识到逐步体认信仰,以至最后完全地、毫无条件地交托自己给天主,这样一个完整的“慕道”时期。孙尚扬老师在《一八四零年以前的中国基督教》中,将徐光启的皈依列为“理智型的皈依”,而我以为用这个词语可能无法真正地涵盖和形容徐保禄受洗的真正动机。我们或许可以说他受洗有理智型皈依的成分,但不完全是理智型的,因为一个基督徒真正的皈依,如果仅仅是理智型的皈依,就无法达到将其灵性生命完全地托付给至上神,也无法在其以后几十年的信仰生活中,始终如一、无怨无悔地为教会服务。这可由受洗后的他与传教士、与教会密切的关系,以及为教会的奉献中可以得知。

 

徐光启受洗后,他的生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他考取了进士,“名噪南北”,身份与地位也相应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后更成为中国科技史上卓有建树的科学家。这些变化使人对他皈依天主教的动机有很多猜测。如史学家黄节于1906年在《国粹学报》上发表的《徐光启传》就认为,他是“阳尊其教,而阴取象数之学,以为己用,……则其对于宗教所以信服而图益者可见。”[12]黄节认为光启入教的目的是为了学习西方科学的观点,在后来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当然,他认为徐光启以受洗作为学习西方科学的手段也有其原因的,因为利玛窦等耶稣会传教士就是通过学术传教,以科学真理证明天主教真理,将士大夫从科学真理引向宗教真理。这种策略也极容易使人误以为黄节论断的合理性及可信性。黄节的理论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13]

 

然而事实证明,徐光启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天主教徒。1616年,南京礼部侍郎沈㴶控告传教士,要掀起一场空前的教难,将他们驱逐出境。徐光启在为传教士辩护所写的《辩学章疏》中,对教会表现出强烈的维护,“然廷臣之中,臣尝与诸陪臣讲究道理,书多刊刻,则心向之者臣也。”[14]由此可见,徐光启是天主教徒,在当时已是不争的事实,他表示如果传教士真有罪的话,自己甘愿与他们一同被治罪。

 

徐光启是名副其实的天主教徒的另一个有力证据,是他于万历四十四年四月与八月写的两封家书。其中一封教育他的儿子说:“教中事切要用心,不可冷落,一放便易堕落矣。”在另一封中写道:“外公一病不起,……所幸者已得进教。又不幸先生不在,临终不得与解罪,不知汝曾令吴龙与一讲悔罪否?此事至急,凡临终者即无先生在,不可不不自尽也。只要真悔,无不蒙赦矣。”[15]由此可知,徐光启对天主教的教理和圣事非常熟悉,他知道一个人于临终之际,在没有神父施行傅油圣事的情况下,只要发上等真切的痛悔也可以获得罪赦。方豪曾将此事作为徐光启虔诚信教的重要表现,是有一定道理的。[16]

 

徐光启是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他天资聪慧,秉性善良,怀着求索精神,对自己曾经浸润其中的传统思想(儒家及佛家)展开自觉的反思[17]。艾儒略称:“大宗伯徐公玄扈,博学多才,欲参透生死大事,惜儒者未道其详。诸凡玄学、禅学、无不拜求名师,然于生死大事究无着落。”[18]他认为儒家思想缺乏终极关怀的精神,尽管“范人于善,禁人于恶。然赏罚是非,能及人之外行,不能够及人之中情。”在面对生死大事上,儒家“未知生,焉知死”的人生哲学,已不能满足徐光启对于死亡的困惑,和对人生终极意义的追寻。论及佛教,则“其言似是而非”;而禅宗与老庄,却“幽邈而无当”。他认为这些都不具备“足以耸动人心,使其爱信畏惧,发于由衷”宗教道德力量。而只有天主教能够“补益王化,左右儒术,就正佛法,”[19]亦即利玛窦“补儒易佛”的传教思想,这也是徐光启天主教思想的主要部分。

 

利玛窦强调天主“以升天真福为作善之荣赏,以地狱永殃为作恶之苦报”, 简言之,即“赏善罚恶”者,其有善必赏,有恶必罚,不在生前,必在死后。[20]这些话振聋发聩,使徐光启如醍醐灌顶。紧接着利玛窦谈到天主是“道德之源”,也就是神圣道德律的颁布者,道德价值的依据和来源。其目的虽然在证明天主的存在,但是强调道德法律来源的神圣性,这对于那些不满现实道德生活状况,而又热切寻求普遍有效性的道德规范的士大夫来说,提供了不同于理学的思考道德问题的新角度。[21]基于这样的理由,徐光启将追求真理的目光转向基督宗教。尤其在阅读了《天主实义》《天主教要》等书籍之后,他明白了灵魂不死及死后审判的道理,曾大为震惊,“子昨所举,实人生最急事,吾闻而惊怖其言焉。不识可得乎?”[22]于此,徐光启仿佛拨云见日,豁然开朗,他感叹说“此皆忠厚语,果大补于世也。”[23]

 

至此,徐光启对于天主教信仰,再无任何疑惑。如他所言,“启平生善疑,至此而无可疑;平生好辨,至此而无可辨;即立志愿受教。至是若游溟然,了亡可解,乃事服膺诸事焉。”[24]可以说,徐光启是在经过长时间的理性思考与信仰体悟之后,做出了成熟决定。因此,关于他皈依基督,我们与其说他属于理智型的皈依,毋宁说是理智上的全面转换和灵性上的彻底交付。

 

受洗后,徐光启在政治、科学方面的建树,以及一生中所有重大事件,都与他的信仰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信仰成为他生命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徐光启出儒家与佛老,而皈依天主教,是将自己生命的大希望和大光明整个地投放在基督博大的爱内。

 

 

贰、徐光启的信仰生活

 

 

 

一、勤于祈祷、热心灵修

 

徐光启在信德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热诚,堪为基督徒的典范。万历三十二年(1604),徐光启进京赴考,他到达京城后,“第一件要务就是来拜访教堂,行忏悔礼和领圣体。有人说保禄(徐光启的圣名)是如此的虔诚,以至在领圣体时竟忍不住流泪不止,就连站在圣坛栏杆旁的人们看了也一样流泪不止。”[25] 

 

徐光启奉教之后并没有满足于滞留在一般的平信徒层面上的信仰,而是通过圣依纳爵·罗耀拉(S. Ignatius de Loyola, S.J., 1491-1556)的“神操”来巩固和加强自己的信仰。所谓神操是指各种神修功课而言,即如“省察、默想、默观、口祷、心祷等。神操一般规定为三十天左右,其操练的内容,按照奉行者的年龄、学识、天资和境遇的不同情况来掌握。神操一般是在静默、祈祷、严肃和使人警省的气氛中进行的。”[26]徐光启在家守制时,曾于澳门“在耶稣会士指导下,按照《神操》的规定,进行默想,并收到了成效。……徐光启接受良好的《神操》训练后,生活大有进步,他还将此神修工夫介绍给其他的中国教友。”[27]瞿汝夔因畏惧死亡而沉溺于炼丹术,徐光启即“指导他遵照《神操》的灵修课程进行了全面忏悔,瞿汝夔于是抛弃了迷信活动,回到正常的人生轨道,重新成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28]为此利玛窦说“保禄十分熟悉圣依纳爵的精神修炼,把它们介绍给中国人去做。而这些中国人结果是倾向于信教;我们由它们的效果可以得出结论说,同样的这种精神修炼也可以在这个国家创造奇迹。”[29]由此可见,徐光启亲身实践的这种训练基督徒信仰生活的“神操”,不仅对于徐光启本人,而且对于当时的好多教友都起到了坚固信仰,强化信仰的功效。

 

利玛窦记载徐保禄在家乡为父亲守制期间,“曾几次访问过澳门。他每次遇到从前的异教导师时,导师都劝他回到他的偶像教派中去,但他对他师傅的劝告只是嘲笑而已。”[30]徐光启的导师是焦竑,他对恩师一向是很尊敬的,但在信仰这个重大问题上,他丝毫不妥协。他不会因为任何人的奉劝,就轻易地放弃自己的信仰,即便是恩师的劝诫也丝毫不能使他动摇。徐光启信仰之坚定,于此可见一斑。

 

1632年,七十二岁的徐光启,入阁拜相,位极人臣,权倾朝野。此时,他的基督徒的生活非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比以前更加虔诚和执着。罗雅各在《徐光启别传》中写道:“那时虽然国事日非,但他忠公体国,朝夕勤劳,办事十分尽职,使崇祯极为满意,因此倚畀日深。对于一位求治万分急切,十三年中换了五十七位宰相的皇帝,文定公能始终不失信任,这真是极不易的事情。”虽然他日理万机,处理国事极为繁忙,然而他“奉教虔诚依旧不稍懈怠。每天在退朝后,他“先行默想功,跪天主苦像台前,省察所思所言所行,质于天主,过则悔之改之,有善则献于天主,谓非天主助我,莫能行之。”[31]

 

根据教会的传统,教友每年至少办告解一次,但徐光启每月办三次告解,按照教会的规定,许可领几次圣体就领几次。更使人羡慕的是“他每次遇到军国要事,一时不能决定时,便到圣体龛前和隐藏在面形里的天主筹商核议。[32]据文献记载,徐光启“生平最喜欢的两项神修工夫,即每日神领圣体与诵念玫瑰经”[33]他不仅自己这样做,也带动教友们去行这些热心神功。

 

徐文定公堪为“国家的栋梁,圣教的柱石。[34]他把国家的事和教会的事,都当做自己最大的事情来办。当他遇到棘手的国家大事,难以决断时,总会通过谦卑的祈祷向天主祈求智慧,以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由此可知,徐光启的信仰已经深入到他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对于他的思考、工作、读书、写作,待人接物以及价值判断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参与弥撒 恪守教规

 

徐保禄不仅热心修德,而且严格遵守教会的诫命。如:“他虽然年过七十,但是他不仅在一年中例行斋期中守斋,而且在四旬期中也严守斋戒,……这让前来探望病中的保禄的所有教友官员和异教徒吃惊的是,他们看见保禄躺着的床上放着念珠、苦衣和苦鞭,那些不知道这些东西的人问他,这些东西是否有助于修德。而在中国有这样一个人,对很多人都有教育意义。[35]在家乡期间,他热心祈祷、积极参与弥撒圣祭,在他德表的感召下全家人均热心参与弥撒。对此,伏若望在《徐保禄进士行实》中写道:“在回到家乡期间,他从来没有错过弥撒,他的信教家族成员也都按时参加弥撒,因为他要求他们都来,而让他们做到这一点对他来说也不难,因为通常他的榜样作用便可以激励和促使他们。有时由于正当的原因而无法参加弥撒,他也会在次日弥补上。”[36]

 

徐光启几十年如一日,一直保持按时参与弥撒,以及弥撒后的各种热心祈祷神功的习惯。

 

“为了更方便地参加弥撒,他在我们神父们的住所旁边租了房子,并开辟了一个专供他使用的门,他经常通过此门来参加弥撒,几乎可以说我们的教堂成了他家的圣像龛,在很多特别的时候,他屡次来到这里就他的一些事情与天主交流,尽管他在自己家中也有一个装饰华丽的圣像龛。他入教以后的整个生活就像一个虔诚而守时的初学修士。因为每次离开家或官邸,每次出门探亲访友,或者在家中会见客人,他都会首先来到他的神龛面前,在那里做祈祷,其最主要的祈祷是求天主让他在这类活动中不要忽视作为一名真正教徒的责任。”[37]

 

 徐光启不仅热心参与弥撒,且热诚于听神父们讲道,他对于信德的道理表现出极大的热诚和谦卑。“每次讲道他都前来协助,并对于讲道充满好奇,非常虔诚,准确而详细地记录下宣讲的内容,如果遇到不明白的问题,便会非常坦诚地提问,就像一个学校里的小学生。”[38]他借着不断地守大斋,做补赎,乐守清贫,自奉非常菲薄,竟可和修道人相媲美。[39]

 

徐光启敬爱神长,从内心里尊敬传教士,尤其是对于利玛窦神父和罗儒望神父。徐光启惊闻利玛窦神父去世之噩耗,痛哭失声如丧考妣。罗儒望神父去世后,光启服孝一年,对人说:“某受洗于罗神父之手,是真吾神灵之父也,礼宜尽孝。”[40]

 

1624年金尼阁神父从罗马返回,给徐光启带来了教宗颁赐的宗座降福,光启朝服朝冠,“跪领教宗恩命”,表现出极大的尊敬与感恩之情。在病危之际,他不顾自己的身体,依然“为汤若望、罗雅谷等参与修历的传教士请功,并做出一些具体安排,推荐同为天主教徒的李天经管理历局,‘均蒙谕允’。”[41]可见,徐光启心系教会,虽在临终弥留之际,心中牵挂的还是教会。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他“专心地为死亡做准备,过得很平静,长时间地做祈祷,也随意地与人们交谈,经常与龙华民、汤若望和罗雅谷谈起永久的福祉。在他至少办了三次告解,领受了临终圣体和临终傅油圣事后,于1633年11月8日,‘安息主怀’。”[42]离他所仰慕的利玛窦神父逝世相距23年。

 

徐光启从皈依天主教到去世,他的个人生活,一直都奉行最高尚的天主教徒的道德品行。耶稣会士们对他非常了解,用了许多笔墨来讲述徐光启的宗教信仰,他的谦恭、温和、宁静、正直;他对祈祷和悔罪的真心,他对自我感情的控制,他对敌人的宽恕,他那平和的心底、语言和表情,他以慎重为界的热诚。[43]这些都可以说是徐光启作为一个典型的天主教徒的真实写照。

 

 

三、率先垂范、教育子孙

 

徐光启不仅自己身体力行,恪守天主诫命及教会规诫,而且也要求自己的儿孙们,让他们严格奉行,丝毫不得懈怠。徐光启晚年在宫廷任职期间,有一次他听说自己孙子的小儿子患病,处于危险中,孙子便请了一些异教徒往庙中烧香拜佛,祈求佛祖保佑其子长命百岁。徐光启得知后非常生气,他立即写信给他的儿子,让他严厉教训这个孙子,首先“将那些为其服务的异教徒都打发走,并让这些孙子们知道,如果任何一个人以任何方式参加庙会,或不将此类活动拒之门外,都将被逐出家门。”[44]徐光启这封家信犹如圣旨一般,使其子孙们重新回到信奉天主、遵守教会规诫的轨道上。罗光在《徐光启传》认为光启“且疑玄孙的父母,事先知情,令这房孙儿分居,家产一毫无份。家中人央请郭迎凤神父(郭居静)说情,以孙儿事前并不与谋,乃佣仆无知,一时做出违反教规的大恶,光启才肯息怒,回信恕孙儿夫妇”。[45]此两处文献给我们详述,徐光启在孙子犯了过错之后,不仅严厉地批评教育子孙,甚至以褫夺孙子家业继承权作为惩戒,为使他们明白“行异端”违背天主诫命是多么重大的罪过,以此来警醒子孙要不折不扣地遵守天主十诫。

 

另一次,徐光启得知自己的两个孙子染上恶习,与一个臭名昭著的恶少交上朋友,对此他严厉训斥教育,决不姑息。“为了让他们能够自我悔悟、自觉地改邪归正,徐保禄表现出极度的悲伤和难过,为他的孙子的不良行径进行忏悔,绝食了好几天”。他的儿子徐骥担心年老父亲的健康,央求神父们说情,让父亲进餐,但徐光启坚持“如果这两个孙子不痛改前非,断绝与其狐朋狗友的交往,那么休想让他进食,他将一直绝食下去”。他的真诚和执着的精神,使得“他的两个孙子心里很内疚,并改邪归正了,他们都努力使自己配得上作这样一位祖父的孙子,丝毫不敢怠慢,因为从此以后,他们在各方面都以他们的祖父为榜样。”[46]

 

徐光启很重视治家及教育后代,在第九封家书中,他说“时危事异,只宜恬默自守为上,教训诸子尤是紧要,”[47]因为“一放便易堕落。”[48]可见他是怎样希望家人安分守己,不可招摇;同时亦看出他很重视家庭教育。如果子孙敢违反教规,一向和颜悦色的徐光启,也会发雷霆之怒。徐光启的家庭信仰都很坚定,虽几经教难和各种苦难的磨砺与冲击,信仰终能薪火相传,后代中出现了好几位司铎和修女。其中第十二世孙徐宗泽神父是中国教会非常著名的历史学家,为中国近现代教会的发展做出杰出的贡献。所有这一切,不能不说与徐光启重视家庭信仰教育有直接的关系。

 

 

叁、徐光启对教会的奉献

 

 

《徐光启传》谈到“公临殁之际,惟内外孙二人。……及启笥箧,惟敝衣几袭,银一两而已。……御史奏:‘光启盖棺之日,囊无余资,请优恤以愧贪墨者’。帝纳之,特遣文书官卞希孔赍赐白金、表里、烛帛、香油、白米、柴炭以给丧事。”[49]

 

徐光启晚年官至“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寻加太子太保,进文渊阁。”[50]可以说是位极人臣。问题是,为什么位高至此的一位大臣死时会如此清贫?我们可以试问徐光启病故前的收入究竟有多少?他的钱又做了何用处呢?

 

怀着这样的好奇心,通过对明代官薪制的初步考证,得知史家早有“明官俸最薄”[51]之说,明清鼎革之际著名思想家、史学家顾炎武对此曾深为感叹,“今之制禄不过唐人什二三”,及“自古百官俸禄之薄,未有如此者。”[52]官员们“月不过米二石、不足食数人”、“不足以资生”、“困于饥寒”的抱怨不绝于口。”[53]从这些史料中得知明代官员薪资很低,这或许可能是导致徐光启“囊无余资”的其中一个原因。

 

但是他的儿子徐骥在《文定公行实》中,给我们列出了一些徐光启逝世前一年额外收入的详细数据,其中:“1632年十二月皇三子命名,颁赐银15两,1633年癸酉年元旦颁赐银30两,七月二品考满,加太子太保,寻遣中使赐钞二千贯,八月因进封贵妃册印,颁赐银二十两,赐纻丝一表里,九月贵妃册印礼成,颁赐银二十两,赐纻丝一表里,钱二千贯。九月因皇四子命名颁赐银十五两。”[54]不到一年,徐光启的收入为100两白银,钱4000贯,相当于41万美金。然而十月初七逝世时,“只剩银一两,旧衣数件”。我们可以试问这些巨额财物都到了哪里?[55]

 

这里面不能排除徐光启将大部分钱财寄回家,贴补家用的可能,1628年之后徐光启回京任职,家人没有再跟随前往,仍然居住在上海,只有徐光启自己在北京,居住在京同乡会馆。[56]

 

按照文献记载,徐光启极有经商和大规模种植生产的能力,比如他在多封家信中指导家人如何选择作物或蚕的品种,从而在竞争中占优势,又比如1613年之后在天津用很低的价格获得荒地屯田500亩,虽然头一年试种水稻等没有像样的收成,但很快就和佃农分享到成功,四六分成。[57]可见,他不是没有能力赚钱,也非有什么不良嗜好,而只能表明他生性勤俭,淡泊于物质享受,正如他的儿子所言“良由平生劳勤,习与性成”,而且“为人宽仁愿确,朴诚淡漠,于物无所好。”[58]

 

 

若是这般,“囊无余资”所激发的道德感染力想必大打折扣。然而,他的孙子子默曾经感叹说,祖父去世之后,家族没有钱编辑出版爷爷的著作,“家业荒凉,糊口不给。寿诸梨枣,河清难俟。”[59]这里不仅仅可以直接推论到徐光启著述甚丰,如若出版全集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另一方面也是徐光启没有给家族留下多少财产的一个例证。

 

至于徐光启的钱财去向问题,我们在众多的文献中可以找到答案。如根据邓恩考证,“他的收入只够维持他自己和他家人的生活。皇上为表彰他的杰出贡献赐给他的奖励,他都用来做了善事。在他过生日的时候,他发放了四大笔的救济:向有病的人、向在牢狱中的人、向老年人,以及向传教士们发放用于救济天主教徒的钱。在一些受灾的省份,当地人称他是‘穷人之父’。身为大学士,徐光启享有最高的权利,但是在他去世以前的生病期间,陪伴他的耶稣会士注意到,他竟然连买普通药的钱也没有。”[60]

 

 

通常徐光启“为富人提供帮助,理所应当地获得一定量的财富上的收益,他便将这些收益用于帮助穷人,一年下来,若还有剩余,他便交给教堂,让教会分摊给类似的穷人。他不仅给予他家乡的人以慷慨和慈悲,而且对外地的教徒也一样慈善,特别是在上次教难期间,他曾为被关押的囚徒布施,而凡是有关教会的事,尽管有危险,他都尽力提供帮助,就像这些是他一个人的事情一样。”[61]

 

他对教会事务密切关注,给予好的建议,帮助教会发展。他编撰和修订了很多著作,借此推动教会进一步发展壮大。他经常用自己的钱出书,并在帝国内传播这些书,以便让所有人都对教会的教义和真理有所认识。

 

徐光启不仅对于教会非常慷慨捐助,接济穷人。而且在国家危难之时,他不仅没有利用职权中饱私囊,而且还掏出自己的钱捐献给国家。如他负责“练兵通州时,部议廪札诸费,视察抚例辞十分之一,迨事竣而所余廪给,若操赏,若捐助,暨皇赏共一万六千余两,悉奏还各库,无染指;反以延绥兵故行粮乏而哗,文定自捐俸金四百余两犒之。而前后所造铳式,及屡遭车式台式数百金,开局条历寔备,又日周其不给,不下数百金,而捐己奉公又如此。”难怪他的儿子徐骥慨叹:“文定利于己者无一不让诸人,利于国者无一不任之己。[62]至此,我们就明白了徐光启为何临终之际,“囊无余资”,以及他所有资财的用途了。称他是“国家的栋梁,教会的柱石”,一点不为过。

 

 

被教宗誉为“中国教会妇女的模范”的徐光启的孙女徐甘第大,在祖父徐光启虔诚信仰生活的感召下,对中国初期教会的发展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徐甘第大是徐光启之子徐骥的二女儿,生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卒于清康熙十九年(1688年)。[63]在中国天主教历史上众多杰出的女性中,徐甘地大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正如他的祖父徐光启“中国天主教会发展史上杰出的非神职男性一样,她算得上是中国天主教非神职女性的首领。早年守寡的她,将一生的绝大部分精力用于促进天主教事业。她堪称是潘国光背后有力的支持者。正是她,为潘国光在他服务之区域的官员们中赢得了好印象。潘国光留下的一百三十五座教堂和小礼拜堂中,大多数之所以能够建成,是出自她的慷慨捐助。”[64]多年后,教宗比约十一世把她视为中华公教进行会的楷模。这位女子严格遵循已被普遍接受的教理,并广行善事,她确实可以被视为中国教会之母[65]她去世以后也获得极大的殊荣,耶稣会总会长要求全世界每一个耶稣会士为徐甘地大做三台弥撒。

 

徐光启一生为教会的奉献究竟有多大谁也不知道。对此利玛窦曾感慨地说:“真难说清楚这个人(徐光启)对于基督教事业是多么巨大的一笔财富。”于是,在1615年11月15日至1616年1月26日,耶稣会在罗马召开的第七次全体会议中,嘱咐在中国的传教士,遇有疑难之事,应由徐光启来决断。这种荣誉,在耶稣会历史是一个异数,可能是唯一一个例子。[66]

 

 

肆、徐光启热心传教

 

 

徐光启皈依天主教,被利玛窦认为“真正重要的事”,因为“上天注定”要徐光启“美饰这个初生的教会”[67],他虽然公务繁忙,“却把很多人领入教门。”[68]在利玛窦神父去世后,徐光启在中国天主教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他“抱着善于人同,广救人灵的热忱,不但尽力襄助传教士传道化人,更不惮烦劳,敦劝亲友们弃绝邪妄,归认真主,遇有机会便和人畅谈基督圣道。”[69]

 

徐光启受洗后已经接近年关,随即返回家乡,当他“路过其门生孙元化的家,就向孙元化介绍其从南京带来的信仰财富,告诉孙元化说,此信仰的价值非比寻常,所以他本人立刻皈依了天主教。”[70]受到他的影响,“孙元化受洗,洗名依纳爵。”[71]后“在家附近捐巨资建圣堂一座,又在圣堂左近为传教士建屋宇十余所,为教士住宿之所”[72],为教会做出了很大贡献。

 

1604年,徐光启“把他七十岁高龄的老父带到北京,想争取他在寿终之前皈依基督。经过保禄本人以及神父们的大量工作,这位老人终于认识了天主,抛弃了他那些偶像。”因为此前,徐光启的父亲徐思成原于“阴阳医术星相占候二氏之书,多所通综,……晚年悉弃去,专事修身事天之学,”[73]他在“逝世前约一年半领受了洗礼。”不久,徐光启的儿子“徐骥也成为一名天主教徒,圣名约伯。”[74]徐骥“以廕补中书,隐居不仕,确守家训,终身克己。公媳亡后,鳏贞十余年,勤行爱主爱人之事”。后来,潘国光神父在上海传教期间,“中书公(徐骥)日侍左右,化诲者,岁以几千计,旧堂不能容众,因谋于中书公,复建堂于县治之北安仁里,又置田二三顷,取租足用,以备不继。至顺治乙酉去世,在天学称为好道之修士,在儒学目为笃行之君子,与文定公并祀学宫焉。”[75]

 

在徐光启的影响下,夫人吴氏亦热心事主,她“感公之化,奉事天主极虔。若遇大瞻礼日,衣公服,必诚必敬,平居布素,澹如也。遇诞日,子孙罗拜,夫人则布衣练裙,辞谢曰:我罪人,日负恩于天主,何敢当贺;汝辈有心敬我,惟向天主,求救我最足矣。”[76]徐光启家中其余人均由郭居静神父受洗,依次是:“儿媳顾氏圣名不详,长孙徐尔觉圣名弥额尔,次孙徐尔爵圣名依纳爵,三孙徐尔斗圣名达陡,长孙女圣名福礼济大,次孙女圣名甘第大。其余孙子、孙女尚未出生。”[77]可以说徐光启全家是第一个举家信奉天主的家庭,由于家庭良好的信仰传承,直至今日徐家仍在虔诚信奉天主教。

 

1608年9月,徐光启在上海老家为父守制,他请求利玛窦派遣郭居静神父到上海建立新的传教中心。郭居静在上海“所取得进展,主要归功于徐光启的热情。在两年的时间里,上海的天主教徒已经有二百多人。”[78]耶稣会士、作家、历史学家巴托利为我们留下了一篇关于徐光启的描写:“保禄博士遇有可以受教的知己文人,即介绍给神父们,他生活的圣善已充分显示他所奉真道的圣善,他的德行,有目共睹,教外人士都尊敬他。”[79]在南京传教的意大利耶稣会士高一志神父(Alfonso Vagnone,1566-1640),以及美国神父邓恩告诉我们徐光启在另一些人的皈依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根据徐宗泽的研究,李天经“与徐文定公善,听其劝而入教。”而金声,字正希也“与徐光启善”而“领洗入教”。[80]孙元化、韩云、韩霖、段衮等皈依天主教都是受了徐光启的影响。徐光启究竟使多少人皈依了天主教并没有记录,但是仅在1623年,据有记录可查,他直接使120人皈依了天主教,这些人大多数是学者和学生。[81]在1612年众多皈依者中,有三位与众不同的人物。其中之一,是姓许的学者。根据黄一农考证此人应是许乐善。后来,徐光启的孙女徐甘第大嫁给了许乐善的儿子许远度。[82]

 

在他回家后劝勉那些没有文化的人认识天主加入教会时,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和信心。“每一段要理,往往要翻来覆去地讲好几遍,他们才能懂得。一次一个粗鲁的工人写信给他,要求解释极端难懂的道理。他就回复说:‘假使你有什么疑难,尽管来问。我们不妨辩驳一下,那时你就要去宣传了。’”此外,他“还邀请一般优秀的信友,教他们默想吾主耶稣行实,尤其是耶稣苦难,叫他们怎样追随耶稣的芳踪,实行成全的信友生活。[83]由此可以看出徐文定公的圣德和积极传扬圣教的伟大精神。他传教的对象不仅仅限于士大夫阶层而且也致力于向处于社会下层的平民百姓积极传教。他自受洗以后,常念叨不忘的格言:“不作损人事,不容有获罪于天主的意念。[84]

 

 

徐光启天赋奇才,是当代第一流的文章大家。他编撰和修订了很多教会著作,以推动教会进一步发展壮大。他将一生都奉献给教会事业,为使福音得到传播。为此,他多次向皇帝上奏,建议让他和神父们一起修改历书,通过这种途径,使耶稣会在这个帝国中更加安全和稳固,并为传播福音开辟一条畅通无阻的大道。尽管不断有来自其他官员的反对,他还是通过这种途径使历书得到了修订(他关于修改历法的著作很容易便刻行了),由于他亲自主持修历,因此被提升为阁老,并且在担任阁老期间去世了,因为他已年迈,白天处理繁多的事务,晚上还要编撰历书,从不放松。可以说他的一生都是在为传播信仰而工作。[85]

 

他被誉为“中国圣教的大柱石”,是传教士的靠山[86]。有一位传教士与徐光启住在一起,他想利用闲暇时间写一部书,以供大家使用。当这位神父把这个想法说给徐光启时,徐非常高兴,大力支持他用中文写作,并承诺亲自给他校订文字。于是“保禄每天从繁忙之中抽出两小时来做这项工作,非常按时地修改神父的疏漏,手握笔墨阅读书稿,犹如学校的小学生。将神父的书稿修订完后,保禄又将修订稿重新誊写整齐,他有几位抄写员可以为他做这类抄写工作,但是他还是坚持自己誊抄,因为不想错过这么优秀的一部作品中的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李杕在编辑徐光启文集序中评价徐光启:“用其不世之才,力为推广,撰论说,译经书,陈奏朝廷,阐扬大义,教之所以行,文定之功居多。[87]”徐光启帮助利玛窦校订润色了《畸人十篇》;庞迪我的《七克》也是徐光启“为之达词润色”[88],高一志的《推演正道论》《谘周偶篇》也是有徐光启润色的。对此黄节说:“予闻之彼教中之书,多为光启润色,而有待于光启与?余谓西教之昌也,始于光启”[89]。徐光启交往的耶稣会传教士共计有十六位,其中诸如,利玛窦、高一志、艾儒略、罗雅谷、庞迪我、汤若望等,他们分别主要来自意大利与葡萄牙,其次来自西班牙与德国。可以说他们每一位的中文著作,或润色、或校订、或序言几乎都接受过徐文定公的帮助。

 

徐光启在其生命最后五年中,实现了利玛窦神父的愿望,即借助西方科学取得了传教自由。那几年,中国的教务有惊人的进展,而这一进展与徐光启的名字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伍、结语

 

 

明末天主教徒徐光启的信仰生活,是一个成熟的天主教徒的信仰。我们通过他的书信、与和他有着深厚友谊的传教士们的书信和著作、以及他家族中的天主教信仰的传承,可以确定徐光启的信仰是真正的天主教徒的信仰。他在祈祷中所透露出来的活泼的信仰,与他所从事的政治生涯,科学研究,救国救民的一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承认徐光启为一个政治家、一个科学家、一个高尚的人,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承认他为天主教徒这一重要的身份特征。如果抹杀了这一点,那么我们眼中的徐光启就不是一个完整的、血肉丰满的徐光启。

 

徐光启自受洗后就坚持传教,并在初期教会的遭遇教难之际挺身而出,勇敢捍卫天主教信仰。其为护教而写的《辩学章疏》,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至今仍然保存在教会内。徐光启平时很谨慎,绝不参与到任何派别势力当中,但是当教会遇到困难时,他考虑的不是自己苦心经营二十三年才考取的功名和利益,而是挺身而出,像一个信仰的斗士一样,勇敢地捍卫教会的信仰,保护利玛窦及其他神父们历经千辛万难,九死一生,所建立的初期中国教会。

 

民国初年,曾任中华民国外交总长,国务院总理的陆徵祥,蜚声中外,誉满全球。他在比利时本笃会隐修院被祝圣为神父后,对于徐文定公的《辩学章疏》钦佩至极,曾撰《文定公表赞》一文,以盛赞徐文定公弘扬圣教的功绩。文中提到:“文定公爱主爱人之德,传教保教之功,可以促醒我华教友,勉力前进于灵修之途,并激发其拯救同胞之神火[90]

 

徐光启的信仰是通过无数勇敢的信仰见证表达出来的。用巴托利的话来说,“从皈依到去世,徐光启的个人生活一直都奉行最高尚的天主教徒的道德品行。”他以自己最大的努力,“在突发性的、毁灭性的打击面前,为天主教在中华帝国赢得了一块安全之地。”他留给中国教会和后来的基督徒的是“伟大的业绩,伟大的榜样,极少的世俗物质”[91]

 

因此我们可以说,徐光启是一个真正的天主教徒,一个以天下为己任,以教会为己任的匡世儒者;是“国家的栋梁,教会的柱石”。他的一生是无私的一生,是全心为社会服务的一生,是为学问、为国家、为他的天主教信仰奉献的一生。

 

 

 

注释:

[1]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上)· 跋二十五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86页。
[2]宋杰:《徐光启与利玛窦》,《圣教杂志》,第22卷第11期。
[3]李杕:《徐文定公行实》,录自徐光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西文化第一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30页。
[4]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上)· 跋二十五言》,第87页。
[5]同上书。
[6]孙尚扬、钟鸣旦:《一八四零年以前的基督教》,(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第197页。
[7]柏应理:《徐光启行略》,录入《通鉴纪事本末补附编卷》,张星曜编次。
[8]参考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68-469页
[9]同上书。
[10]同上书。
[11]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2003年),第74页。
[12]黄节:《徐光启传》,(1906),转引自徐宗泽:《徐文定公实施三百周年纪念文汇编》,(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34年),第25页。
[13]参阅孙尚扬、钟鸣旦,同上书,第198页。
[14]王重民校:《徐光启集》,(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431页。
[15]同上书,第489, 492页。
[16]方豪同上书,第104页。
[17]参阅孙尚杨、钟鸣旦,同上书,第194-195页。
[18]艾儒略:《大西利先生行迹》,见江文汉:《明清间在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北京:知识出版社,1987年),第28页。
[19]徐光启:辩学章疏》,见李天纲、朱维铮编辑:《徐光启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50页。
[20]同上书,第251页。
[21]参阅孙尚杨、钟鸣旦,同上书,第151页。
[22]利玛窦著、朱维铮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55页。
[23]利玛窦:《畸人十篇》之四“常念死后备死后审判”。
[24]朱维铮、李天纲:《徐光启全集》,第九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88页。
[25]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札记》,第489-490页。
[26]房志荣译:《圣依纳爵神操》,(台湾:光启出版社,1978年),第13页。
[27]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北京:商务出版社,2001年),第127页。
[28]邓恩著、余三乐、石蓉译:《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07页。
[29]《利玛窦札记》,第591-592页。
[30]同上书,第591页。
[31]甘雅各著、王仲群译:《徐文定公别传》,《圣心报》,第五十六卷第四期,1937年,第86页。
[32]《徐文定公别传》,同上文。
[33]高龙鞶著、周士良译:《江南传教史》,(上海教区光启社,2008年),第155页。
[34]《徐文定公别传》,同上文。
[35]伏若望:《徐保禄进士行实》,第155页。
[36]同上书。
[37]伏若望同上,第155页。
[38]同上书。
[39]甘雅各著、王仲群译:《徐文定公别传》,同上文。
[40]同上书。
[41]萧若瑟:《圣教史略》,(河北:献县天主堂,1936年),第58-59页。
[42]同上书。
[43]邓恩同上书,第206页。
[44]伏若望:《徐保禄进士行实》,第153-159页。
[45]罗光:《徐光启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403页。
[46]伏若望同上,第155页。

[47]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79页。

[48]《徐光启集》,同上第492页。

[49]李杕:《徐文定公行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46页。

[50]宋浩杰主编:“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见《徐光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07页。
[51]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二《明官俸最薄》,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下册,第750页。
[52]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二《俸禄》。《日知录集释》,上册,第549、552页。
[53]清龙文彬撰:《明会要》卷四三《职官十五》,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98-799页。
[54]徐骥:《文定公行实》,同前书,第559页、560页。
[55]参见朱晓红,“Leopere di Carità di Xu Guangqi e il loro fondamento teologico”(徐光启的善公与神学基础),刊载于UnCristiano alla corte dei Ming, Xu Guangqi e il dialogo interculturale tra Cinae Occidente (关于徐光启形象与跨国际之路东西方国际学术研讨会),Guerini eAssociati, Milano, pp. 143-145.
[56]参见徐秋鑫编著:《徐光启与利玛窦》,(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2007年),第144页。
[57]参见梁成勉原编、李天纲增补:《增补徐光启年谱》,1611,1613 ,1616等年度的记载。《徐光启全集》第六卷, 第176页,第190-192页,第209页。另参见朱晓红:《论徐光启的善功及神学基础》。
[58]徐骥:《文定公行实》”,同前书,第559页、560页。
[59]参见《增补徐光启年谱》,《徐光启全集》第十卷,第394页。
[60]邓恩同上书,第207页。
[61]伏若望同上书,第156页。
[62]徐骥:《文定公行实》”,同前书,第560页。
[63]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第275页。
[64]邓恩,同上书,第292页。
[65]参见沙白里:《中国基督徒史》,(台湾:光启文化事业,2005年),第137页。
[66]高龙鞶著、周士良译:《江南传教史》,(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2008年),第154页。
[67]《利玛窦中国札记》,第467页。
[68]同上书,第467、591页。
[69]王仲群译:《徐文定公别传》,同上文,第85页。
[70]伏若望同上,第155页。
[71]萧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河北:献县天主堂,1936年),第174页。
[72]同上书,第174页。
[73]徐光启:《先考事略》,见《徐光启集》,第526页。
[74]邓恩,同上书,第84、97页。
[75]柏应理:《徐光启行略》,载《徐文定公逝世三百周年纪念文汇编》,(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印刷,1933年),第3-8页。
[76]参考席泽宗 吴德铎主编:《徐光启研究论文集》,(北京:学林出版社,1986年),第152页。
[77]王成义:《徐光启家世》,(上海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78]邓恩, 同上书,第97页。
[79] Bartoni Daniello, Historia della Compagnia di Gesu della Cina,Ancona,1842, p, 345.
[80]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书店,1990年),第190、191页。       
[81]邓恩同上书,第206页。
[82]同上书,第132、135、206页。
[83]王仲群译:《徐文定公别传》,同上文,第85页。
[84]同上书。
[85]参阅伏若望同上。
[86]《徐文定公别传》,同上文。
[87]李杕:《(徐文定公集)序》,见王重民校:《徐光启集》,第602页。
[88]萧若瑟:《圣教史略》,第29页。
[89]黄节:《徐光启传》,载《国粹学报》总第十九期,1906年,第232页。
[90]陆徵祥:《陆徵祥为徐文定公列品事上安国孙主教书》。
[91]Bartoni Daniello,同上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