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圣职部新文件看中国的堂区改革（下）：堂区结构的改革及中国的堂区改革前景
2020-11-30 10:23 纳爵之盾 阅读量:10290
如何改革固态堂区，使之实际地进行牧灵的归依，变成不只针对信友的“以福传为重”的堂区呢？改革后的堂区面貌会是怎样的？中国的堂区是否也需要改革？若需要，该如何改革？接下来我们就以教廷圣职部新文件《牧灵归依》为指引回答这些问题。
三、堂区结构的改革
堂区若要做到彻底的牧灵归依，就需要进行内在与外在的结构改革。外在的结构改革因地而异，绝不能用一个模子来套五大洲境遇完全不同的堂区。《牧灵归依》文件提到的结构改革，显然主要针对的是西方国家的堂区，尽管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多少适用于别的地区。不过，堂区外在结构的改革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内在牧灵结构的改革，外在改革应当与内在改革相配套。
（一）堂区内在结构的改革
关于堂区内在结构的改革，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教宗方济各的提醒：放下“我们总是这样”的自满态度（《福音的喜乐》33），以不只针对信友的福传为标准，重新规划和整合堂区的一切。这样的改革，其实正是教宗方济各梦想的教会改革：
“我梦想着一个‘以传教为重的抉择’，亦即一股传教动力，足以转化一切，好使教会的习俗、风格、时期、行事历、语言和架构，都足以成为今日世界福传的管道，并不只是为了教会的自我保全。革新架构先要作好牧灵上的皈依，这道理必须从以下的亮光来说明：皈依是必要成分，可令架构更以传教为重，让平常的牧灵事工在每个层面都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激励牧灵同工心存‘外展’的愿望，从而启发受召与耶稣为友的人作出积极的回应。”（《福音的喜乐》27）
那么，这样改革后的堂区面貌会是怎样的？一个明显与保守型或固态堂区的区别是：牧灵归依后的堂区的一切，都是为一切人的，包括非信徒。堂区的一切，就是“平常牧灵事工的每个层面”。《牧灵归依》指出：“新福传要求不同牧灵事工的新方法，这些新的牧灵方法应当以适应于每个人生活状态的方式，使天主圣言和圣事性生活接触到每一个人。”（18）可见，我们再重复一次，牧灵的归依要求堂区从“信友团体”转型为“一切人的家园”，尤其是在精神上有需要的、受伤的人。
为成为一切人的家园，就需要创造一种导向对话、团结、开放和关心人的“相遇文化”（参阅《牧灵归依》25）。《牧灵归依》文件说：“堂区必须成为一个团结大家，创造长期关系，给人归属感和让人觉得被接纳的地方。”（25）这就要求堂区团体“通过友谊的联结，成为一个接近基督的生活的标记”（19）。特别在这个冷漠、个人主义、排他主义盛行的时代，堂区团体对一切人表现出的兄弟友谊，更显得弥足珍贵，因而是“首要和不可或缺的福传方式”（24）。
《牧灵归依》用一个图像来形容“一切人之家园”的堂区：朝圣地（30-33）。朝圣地向一切人开放，尤其是那些有各种需要、各种渴求、身心受伤的人。朝圣地的主要使命是提供接待，让朝圣者感觉到达了目的地或者有归属感，使疲惫的身体得到休息，心中的渴望找到寄托。
当然，与朝圣地不同的是，堂区不是朝圣者临时歇脚的驿站，而是人们长期生活在其中的团体。为完成朝圣地的角色，堂区团体需要有陪伴的艺术（参阅《牧灵归依》26号）；只有通过陪伴，才能使人们慢慢发现临现和活跃于堂区团体内的基督，使他们因与基督相遇，产生生命终极的归属感。
所以，总结起来，朝圣地式的新型堂区有四个主要特征：开放、友谊、款待、陪伴。如果说以友谊的姿态向一切人开放，使一切人在堂区——“众家之家”——中找到归属感，表现了教会的共融理念，那么，款待和陪伴一切人，尤其是身心受伤者和穷人，表达的便是教会的服务精神。而这一切都是为完成福传使命，其实这一过程本身就是福传。共融、服务、福传，是教会活出其传教本质的三个基本特征[1]。
（二）堂区外在结构的改革
堂区外在结构的改革，指的是堂区组织的重整、合并及管理机制的更新。《牧灵归依》在谈堂区的新结构之前，先给出一个基于牧灵爱德的改革原则，即不可操之过急，要尽最大可能避免引起矛盾和造成伤害（34-41）。文件引用教宗方济各的话说，在改革时一定要注意天主子民的意识和感情，尊重他们的历史和传统，应当在共同分辨中一起慢慢改革（37）。
我们在前面提到，《牧灵归依》有关堂区外在结构改革的指示，主要依据的是西方教会当前的情形，尤其是某些西欧国家已经实行的堂区合并与重组的方式。该文件在肯定这些合并与重组堂区的方式的同时，也因观察到某些弊端而予以纠正，并未雨绸缪地指出变革堂区结构的指导原则。《牧灵归依》完全是遵照现行法典从三个方面进行指导的：首先是堂区结构的变化（42-61），其次是相关的人事变动（61-100），最后是堂区的管理机制（101-121）。
1、新的教区性结构
《牧灵归依》列出四级教区性结构：一、最基本单位——堂区，二、几个堂区可合为一个“牧区”（Pastoral units），三、几个牧区可组成一个总堂区（Vicariate forane），四、几个总堂区可形成一个“大牧区”（Pastoral regions）。牧区可有一位协调组内工作的司铎，但他并不凌驾于其他神父之上，对其他神父没有权力（76）；总铎的职务也类似。但大牧区是由主教代表管理的，他可行使主教赋予他的行政权力。
近年在欧洲出现的新结构主要是“牧区”和“大牧区”。形成这些新教会性结构的可能性，是由法典375条项2所支撑的。但教会正式和具体地谈论“牧区”的首份文件，是教廷主教部于2014年才颁布的《主教牧职指引》（Apostolorum successores[2]）。
目前似乎除了欧洲的某些国家因城市化、信友流失和圣召奇缺，开始普遍把旧有的堂区合并为“牧区”外，其他地区很少有这样的举措。《牧灵归依》强调，合并和取消堂区必须要由主教，根据法典，以官方文件来实行。主教不可以一个泛泛的文件在教区内展开普遍性合并堂区的政策，必须要个案对待，且要在文件中清楚说明具体合并或取消堂区的理由（48-50）。合并的堂区最好是同质性高的（55），因为这样会更容易地把之前独立的堂区神父与教友团结起来。
合并堂区后，主教要根据实际情况分辨是否建立一个共同的牧灵委员会，或是每个堂区仍保留各自的牧灵委员会。但每个堂区的经济委员会一定要独立（59）。
这样的教会性结构调整，只是为应对特殊情势，通过整合神职人力资源，聚集信友或便于管理而出台的行政对策，是教会的“硬件”层面。外在结构改革固然需要，但更重要的改革，是教会的“软件”层面，即牧灵方向与方法，因为即便进行了外在结构的调整，若牧灵方式不变，对于教会的发展仍旧无济于事。
2、教会结构中的人事问题
堂区结构的变动自然牵涉到人事的变动。在处理人事方面，圣职部是非常谨慎的，我们可感觉到圣职部的相关决定主要是出于人性的关怀（cura personalis）。堂区结构的调整首先和最直接关系到的，便是本堂神父。
《牧灵归依》文件强调，牧区内的神父仍是各自原堂区的本堂神父，主教不可重新为牧区任命一位新本堂神父，而把其他原本堂神父变为副本堂（57），尤其不可让这些神父觉得被冷落或贬抑（74）。主教要明确定义牧区负责人或协调人的职责，尤其要澄清该负责人与组内其他本堂神父的职权关系（58、76）。这样的要求，显然是为避免引起本堂神父的不满，而事实上这正是西方某些国家在合并堂区时已经出现的问题。
或许是为遏制西方教会中某种“民主”倾向，以及为解决某些主教任命平信徒或修女为牧区负责人所导致的问题，《牧灵归依》严格依据法典，明确区分了圣秩人员与平信徒的身份、使命及相应的职务。
文件规定，堂区主任必须是司铎，即使是在缺少神父的地区也一样。堂区主任的任命应是无限期的，这样他会更好地熟悉和服务堂区内的一切人（65）。堂区主任不能由法人或由平信徒及圣秩人员共同组成的集体代替；只有神父单独可做堂区的实际代表和行政主管（66-67）。
不过，圣职部也说，在实在缺乏神父的特殊情况下，主教也可把一个信友团体的牧灵事宜委托给执事、奉献生活者、修会、新兴团体，或平信徒来照管（87）。但他们不是“堂区主任”，必须要在一位本堂神父的指导下进行牧灵工作，即便本堂神父不能亲临此信友团体（88）；他们只是“分享或参与了本堂神父的牧灵职责”（participatio in exercitio curae pastoralis）。
圣职部这样规定的意旨很明确，就是为避免混淆公务司祭职与普通司祭职，并为肯定司铎的公务司祭、先知与君王职的一体性或不可分离性。为此，圣职部特别指出，不当用意义模糊的词称呼被委任照管信友团体的平信徒，如“牧者”（pastor）、“教堂住持”（chaplain）、“协调人”（coordinator）、“堂区主管”（Parish manager）等，以免混淆视听（96）。在礼仪上，也要特别注意，不能把保留给圣秩人员的角色，让平信徒来扮演（97）。
圣职部之所以依据法典再次强调教会内身份与职务的区分，是因为这种混淆在某些国家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比如在比利时，经常有神父让平信徒在主日弥撒中讲道，甚至念颂献词（包括女教友）。有些主教也任命平信徒为“牧区”的实际负责人，他们往往是领教区薪水的全职员工；而组内的神父们只像是按需被调遣的“圣事公务员”。问题是，有的神父竟也乐于称呼这些平信徒为“堂区主任”。
区分教会内的身份与职务，不意味着贬低平信徒；教会内不存在所谓“平权”的问题，每个人都是基督的肢体，只是以不同的方式服务而已。每人的圣召、身份与职务不同，不可用世俗和政治的方式加以混淆。为此，《牧灵归依》根据梵二（《教会》31）的教导，重申平信徒的主要使命是在世俗岗位上为福音作证，当然也可按其神恩以适当的方式参与教会的服务（85-86）。
维护司铎的公务司祭职及其三重职务的合一，绝不是对教阶主义或神职主义的鼓励。所以，《牧灵归依》特别提醒本堂主任必须组建由平信徒参与的经济与牧灵委员会（或传协会），借此强调协作和团体的重要性。文件提醒要避免两个极端：或者本堂神父独揽大权，把堂区变成一言堂，把有参议职能的牧灵委员会当作执行指示的单位；或者牧灵委员会凌驾于本堂神父之上，成为与本堂神父共同管理堂区的“团队”。
结论：中国的堂区问题及其改革前景
西方教会当前的堂区问题及《牧灵归依》的指示，带给在中国的教会什么样的启发？中国的堂区是否需要改革？若需要，该如何改革？
中国的堂区与西方的堂区有非常不同的历史背景，后者始于政教合一的社会，而前者是近代传教的结果，而且一直是以非主流的弱势姿态处于无神论大国。但从整体上讲，中国的堂区体系与机制，与西方没有太大不同，都属于典型的拉丁教会系统。
中国是全世界最晚一个接受梵二精神与改革的国家（80年代改革开放后，个别教区慢慢开始；90年代后全国才开始普遍学习梵二），教会又一直由深受特利腾影响的老主教们带领（典型如在教会庆祝梵二召开五十周年的“信德年”之际，李镜峰主教竟带领全教区神父学习“特利腾大会会议精神”！），导致中国的堂区系统仍旧延续着某些特利腾传统。由此，我们也不惊讶为何如今在中国有如此多维护特利腾、反梵二的保守派教友。
笔者认为，中国的堂区甚至比西方堂区更应该着手《牧灵归依》提出的改革。改革同样需要在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两个方面进行。
（一）中国堂区的内部结构改革
就内部结构改革，即实际的牧灵归依而言，中国的堂区更需要从保守型的牧灵体系转型为以福传为重的牧灵体系。之所以“更需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由于上述中国历史的特殊背景，中国的堂区仍然滞留在非常传统的特利腾文化中，而这样的中世纪西方文化与中国当前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巨大的鸿沟。仅举一例。特利腾体系在某种程度上为神职主义保留了空间。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神职主义也许是世界上最厉害的，许多神父是“土皇帝”，而且教友也这样“捧”他们，甚至觉得神父无所不知，什么问题都向神父请教……然而，如今的中国年轻人并不如此看待权威，他们若加入教会，必然无法适应这样的文化。
其次，中国的堂区绝大多数仍然只以教友为服务对象，几乎所有牧灵活动都为教友而设；神父们更像是圣事公务员。
值得庆幸的是，许多地方展开了信友培育。对内培育，即在信仰内更深地扎根，是向外福传的基础和前提。但培育内容不能只限于教理，因为就像教宗方济各说的，基督信仰不是一堆教义，而是因着与耶稣基督的关系所形成的一种生活风格，是福音的见证。中国的堂区改革的着力点，就在于不能只培育“信徒”或“门徒”，更要培育“使徒”——福传者，因为不是使徒的门徒，不算真正的门徒。
而培育使徒，光靠上课是不够的，还需要配套的新福传方法，如堂区细胞福传[3]。新福传的重点在于以福传整合堂区的一切，通过改变堂区的结构，让每位信友都参与到能实际活出共融、服务与福传的团体当中。
这就需要在牧灵方向和方法上进行改革，如教宗方济各指出的：“我梦想着一个‘以传教为重的抉择’，亦即一股传教动力，足以转化一切，好使教会的习俗、风格、时期、行事历、语言和架构，都足以成为今日世界福传的管道……令架构更以传教为重，让平常的牧灵事工在每个层面都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激励牧灵同工心存‘外展’的愿望，从而启发受召与耶稣为友的人做出积极的回应。”（《福音的喜乐》27）
（二）中国堂区的外部结构改革
中国的堂区在外部结构改革方面也十分迫切。
首先，由于耶稣会在1772年被取缔，无法继续向中国派遣传教士，道明会、方济会、遣使会、巴黎外方传教会等修会在接管中国传教区的使命后，改变了传教策略，开始以乡下传教为中心，以至除北京、上海、天津等少数几个大城市外，中国的教区绝大多数在乡下。为此，有人形容天主教在中国的三个特征是“三多”：老人多、妇女多、文盲多。
而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后，尤其在90年代后，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迁或转型。社会学学者们认为：“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4]这种转型以城市化为主要特征。
自从城市化以来，一大部分乡村信友，特别是年轻人，离开原来的堂区、教区，分散到城市之中，这就造成乡村信友的大量流失和城市教会的突然膨胀。乡下教区在信友流失后，原有的堂区不可能继续如从前一样维持。这就需要《牧灵归依》指出的结构性改变，即重组和合并堂区。同样，城市信友的增多也要求有新的堂区或牧灵方式来接纳和关照这些“新移民”教友。
特别值得城市教会注意的一点是，来到城市的乡村信友，许多人都没有很好地融入城市教会；城市教会普遍地也没有相应的照顾新移民的牧灵措施。甚至出现了从乡下教区来到城市教区照顾其原来信友的“巡回”或流动性牧者。但在此情形下，两个不同的教区共享同一片天地，有一定的教会法问题。
另一个堂区外部结构改革的因素是圣召危机。是的，中国的圣召大约从千禧年后就开始骤减。仅以2010-2014年修生人数为例，据圣神研究中心林瑞琪的统计，2010年全国公开与地下修院修生总数为1780人，2012年为1473人，2014年只剩下1260人。三年间，全国修生人数减少520人！培育中的修女在这三年间，也从200人降到156人[5]。我们知道，全国原来有九所大修院，现在也有数所已经关闭、即将关闭或勉强维持。
圣召危机势必导致原有堂区结构的改革。事实上，许多乡村信友来到城市学习或工作后，或因其所在城市没有教会团体，或因无法融入城市教会，都慢慢丢失了信仰。信友的流失，加上圣召危机，再加上不福传和落后的机制，以及众所周知的内忧外患，所有这些因素都是极大的隐患！如果中国的堂区不改革，其命运在不久的将来也许就会比西方更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