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着对教会福传事业的莫大热忱和救灵神火，1901年初，时值无严密组织及统一领导的义和团大规模残杀中国基督徒和在华外籍传教士的第二年，尚未领受铎品的比利时籍遣使会青年会士雷鸣远，不畏舟车劳顿，欣然前往他在11岁时便宣称将为其归化而殉道的远东国度——中国[9]。在漫长的旅途中，他目睹了欧洲人如对待奴隶般对待其他种族，他便预感到自己将要受许多苦！[10]

其时的中国在政治方面，除了十九世纪因鸦片战争失败而与英法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外，还有1900年因义和团事件所引发的八国联军之役。清政府被迫与包括英、法、德、意、美、日、俄、奥等八国在内的十一国签订了《辛丑条约》，并付出巨额赔款，丧失多项主权，各条约国也取得了在北京驻军及建筑要塞等特权，如此，间接导致了清廷日益衰败。最终，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以孙中山先生所领导和创建的中华民国所取代。显而易见，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在整个清代末期充斥着被强制的色彩和仇外心态；西方国家通过军事力量在中国取得的多项特权，中国官员和民众自然试图避其适用，却导致新的武装干预和新的让步[11]。

中国教会方面，代表其发声的是法国——因鸦片战争而产生的不平等条约中，保护教会和传教士的条文亦现其中[12]。尽管法国所担任的“传教保护国”之职并未预先征得教廷同意，也非真正为教会的福传事业服务，实为谋求其本国政治利益[13]。

1856年，因一名法籍传教士在“西林教案”中被杀，以及稍后发生的“亚罗号事件”[14]，英法两国对中国发起军事行动，结局便是清政府被迫在五个通商口岸之外[15]，另增加十五个新的港口，并接受“持有法国护照的传教士均可在清帝国自由传教”的条件。此情形导致以法籍为主的大量传教士涌入中国。此外，当地方民众或中国官员与传教士或中国基督徒发生冲突时，传教士所属之国家公使，尤其法国公使或领事常出面干预。 如此，一些无视本国法纪的恶徒莠民也趁势混入教会，在外国政治势力的庇护下逍遥法外。而传教士也因外国政治势力对其所提供的庇护，而引致中国爱国志士和普通民众的仇视，此仇视的对象进而扩展于被视为“二等洋人”的中国基督徒之身。此种仇洋仇教之风，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曾一度更为明显[16]。

诚然，传教士亦为普通人，其行事作风难免受其所处时代风尚之影响。因此，一些传教士也心存十九世纪欧洲人所特有的欧洲文明和道德优越感。在此基础上，又平添了十九世纪所产生及高涨的民族主义。以至于教宗本笃十五世在《夫至大》（Maximum Illud）宗座牧函中郑重告诫派往世界各地的传教士们，切莫“忘记了自己的地位，思念地上的家乡多于天上的家乡”[17]。

对于基督徒和国籍神父，传教士的普遍态度几近父亲对孩子，只要中国神父具备热心和谦虚服从的精神，即可被视为良好的助手。众多传教士认为，若选拔国籍司铎为本堂神父而独立工作，难免有分裂教会之险——尽管他们中不乏意向纯正及受过良好教育之士。故此各教区的一切事务皆由外籍神职全权主理，几乎所有国籍司铎终其一生只是担任副堂司铎职[18]。

首任宗座驻华代表刚恒毅枢机（Celso Benigno Luigi Costantini，1876-1958）在其回忆录中，曾对当时的传教士做概括性的评述：“传教士的学问、品德和传教热忱都是首屈一指的。可惜他们把传教热忱和对法国的爱国心混为一谈。”[19] 当了解到教会在中国知识界心目中的普遍形象后，刚恒毅枢机当机立断：“用十字架代替外国旗；用中国法律的保障来代替外力的政治庇护；赶快成立本籍圣统。”[20]

2001年，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在《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来北京四百周年之际致词》中，为从前传教士在中国所犯的错误和缺失“请求宽恕和谅解”[21]。

统观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前期的“新帝国主义”（New Imperialism）时期的传教史[22]，便可发现其时的中国教会情形并非中国独有，类似情形在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屡见不鲜，因而加深了人们对本质美善的基督宗教之误解，甚至将基督宗教与政治混为一谈，成为福传发展之窒碍。

回溯历史，尽管因西方政治势力的介入，传教士取得短期的传教自由，但以较长远的目光来看，因在教案中为主殉道的传教士，成为自己本国对他国进行政治施压的理由（这绝非传教士本人和普世教会的意愿），而使曾在近代中国社会乃至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做出巨大贡献的教会遭人诟病。故此，教会亦是列强对外扩张时期的受害者！既为不争之事实[23]。

原来，关于人与人之间的服从，外邦人的宗徒圣保禄曾如此教导：“每人要服从上级有权柄的人，因为没有权柄不是从天主来的，所有的权柄都是由天主规定的。所以谁反抗权柄，就是反抗天主的规定。”（罗13:1-2）此教导无疑重申了天主对世界所期望的普遍秩序，并确立其存在之理由。其实“君权神授”的观念早在《旧约》中已清晰崭露。《箴言》8:15-16记述：“借着我，君王执政，元首秉公行义；借着我，统治者统治，王侯治理邦土。”《耶肋米亚先知书》27:6-7更为一览了然的刻画出权柄授自于天的图像 ：“是我以我的大能和我伸展的手臂，创造了大地、人类及地面上的走兽，我能把大地赐给我喜欢给的人。现在我把这些土地交在我的仆人巴比伦王拿步高的手中，连田野的走兽我也赐给他，作他的奴隶；列国要作他、他的儿子和孙子的奴隶，直到他国家的时运终于来到——他也不例外——那时必有强盛的民族和强大的君王来使他作奴隶。”相关教导在圣经中不胜枚举。

因此，深谙服从真意的雷神父在1918年6月25日写给汤作霖 (Antoine Cotta, 1872-1957) 神父的信中强调：“非常重要的话题依然是服从！我们的主常愿意圣人们服从那些您所谴责的看似完全非理的要求。”[25]

其时，雷神父因“老西开事件”已被其修会当局调至宁波教区——尽管他因离开天津教会并告别已在那里开创的福传事业而含悲茹痛，但他依然在接到调任令的第二天，便迅速前往语言不通的南方。

雷神父的好友兼同会弟兄汤作霖神父有意就此事上诉罗马，他与杨儒望神父一同领衔，呈递给传信部部长赛拉芬枢机 (Domenico Serafini, 1852-1918)一份请愿书, 并附上一份关于中国教会现况的报告。此请愿书在直隶海滨 (天津) 代牧区得到了包括5位外籍神父在内的19位神父联名签署 （直隶海滨代牧区其时共计24位司铎，含15位本籍和9位外籍）[26]；此种近乎集体上诉罗马的情形在传教区实属罕见[27]！

在递交给传信部的材料中, 除了为雷神父的遭遇进行申诉外, 汤神父也详尽分析了其时中国教会在福传方面所遇之内外困难，指出造成这些困难的根本缘由，阐明了中国福传实况与圣部的指示不合、福传政治化，以及通过福传所达至的欧洲精神殖民等事项[28]。

汤神父此举在代牧区杜主教（Paul-Marie Dumond, 1864-1944）看来，实为对其管理权的公然反叛，意欲将其遣返回欧。后经视察员调查，总会命汤铎转至南美基多，而汤铎则因其奥地利公民身份可能会因第一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I, 1914-1918）的进行而被捕之故拒绝前往。主教因此剥夺了汤铎的圣职权，随后通知法国领事及中国警察，将汤神父视为“罪犯”而抓捕[29]。

为调停汤铎与主教间的矛盾，传信部于1918年间要求汤铎向主教道歉，以恢复其在天津代牧区的职务……[30]。在此错综复杂的事件进程中，汤雷二人始终保持书信往还。在信件中，汤神父向雷神父明示其所受到的来自“服从”的挑战。在回信中，雷神父对汤神父劝勉有加，其中一些见解不仅帮助我们了解其服从观，也值得玩味。因篇幅颇长，在此仅摘数语：

“我们的谦卑之主在教导牺牲忘我时说：‘你们要为主的缘故，服从人立的一切制度’（伯前2:13），教父们、神学家和天主教的苦修士们，皆以不同方式将其解释为人的尊严之要求……。在我看来，我在基督内的生命因服从于人而提升，以至于对那使我着迷的本性愿望不再怀有热情。”最后雷神父以此作结：“愿天主的旨意成就！在祂所愿意的一切事上，我全属于祂。阿门！”[31]

雷神父的观点，不仅与圣经和教会关于“服从”的教导同符合契，亦同圣多玛斯（St. Thomas Aquinas, 约1225-1274）对“服从”的持论相印。这位天使博士在其不朽名著《神学大全》中，将会士所宣发之“服从愿”列为“三愿”之冠；并引用圣额我略的见解做支柱：“‘服从’的确应置于祭献之上。在祭献中，献祭者所献祭品为身外之物；然而在服从中，人们祭献的是他自身的意志。”[32]圣师们深入精微的契悟，助我们认清此理：在服从中，服从者亦为献祭者和祭品！这也正是基督徒分享主基督“司祭职”之意义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