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会议（Ecumenical Council）是有普遍代表意义的世界性主教会议，不定期地就整个教会范围内的重要教务和教理事项做出审议裁决。在将近两千年的岁月中，自公元325年召开的尼西亚大公会议到结束于距今五十五年前的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天主教会共召开过二十一次大公会议。无独有偶，每一次的大公会议都是在教会面对各种挑战、压力甚至分裂的背景下召开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回应时代问题，寻求更新、合一与发展。然而，就像人类其它会议一样，很多问题绝非一次会议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得到圆满的解决，也不是所有的会议都能如愿以偿地达致预期的效果。有时，一些新问题、新挑战恰好是在试图解决老问题、旧挑战的过程中产生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只要由人组成的教会继续存在，为了解决新老问题而召开会议的需要就不会停止。

本文无意也无法就历届大公会议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评判，只想对它们以图表形式予以简要说明，然后做些个人的反思。如下是历届大公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主要议题：

放下这个争论不谈，简单的算术就会让我们注意到，自325年召开的第一次大公会议至1545年召开的第十九次大公会议，即脱利腾大公会议，其间跨度为1220年，平均每64年就召开过一次大公会议。但大多数情况下的平均间隔时间为40年左右；间隔最长的是第八、第九次大公会议，前后长达254年，原因就是因为自1054年，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方教会和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方教会正式分裂了，形成了东正教和天主教的对峙，不但一直在东方召开的大公会议无法举行，连此前共同召开的第八次大公会议，即君士坦丁堡第四次大公会议，和此后的所有会议，东方教会都不予以承认。

当我们把目光再转向离我们今天最近的三次大公会议，即1545年召开的脱利腾大公会议、1869年召开的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和1962年召开的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时，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从脱利腾大公会议到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时间跨度为324年。

脱利腾会议在当时的教会和社会背景下，的确是一次对内严明纪律和规定，对外阐明信仰立场的重要会议。但此后的三百年中，人类社会，特别是教会大本营的欧洲各国，连续出现了启蒙运动、理性主义、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等全方位的大变革、大动荡。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正是在欧洲社会和教会内外交困的情形下召开，却又在普法战争爆发、罗马被占的乱局中草草结束的，其对教会信仰生活及牧灵福传的分辨与指导几乎乏善可陈——如果不是弊多利少的话：大会拟定的议题为五十二个，但最终只发表了反对理性主义、物质主义的《天主之子》（Dei Filius），和界定“教宗永不能错”含义的《永恒的牧人》（Pastor aeternus）两个文件。当教会终于有可能召开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时，距“梵一”的时间跨度已经是93年了。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真正对当今教会生活及牧灵福传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两次大公会议，即脱利腾大公会议和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之间的时间跨度为400年之久。

前米兰教区主教马蒂尼枢机在去世前接受意大利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的采访时曾说，今天的天主教会已经“落后了两百年”！对由于历史原因，而在学习和实践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精神方面留下“营养不良症”的中国教会来说，马蒂尼枢机的话无疑则更具有现实意义和紧迫性。

前文已经提到，虽然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结束已经五十五年了，但其精神和思想却依然有待我们去研读、发掘、反省并实践。

中国教会虽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接触到了“梵二”的文献和教导，但深深扎根在大多数老一辈神职人员、修会会士和老教友头脑中的，却是自脱利腾大公会议后，飘洋过海来中国传教的欧洲传教士们带给他们的神学和灵修思想。在经历了三十年牢狱和劳改的生涯后，那些已经青春不再的老主教、老神父们用拉丁语做弥撒的情景，如今依然是很多人记忆犹新的画面。

可人类社会毕竟已经进化到了互联网、自媒体甚至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随时随地都能接受到各种不同的神学和灵修思想。正因如此，中国教会一方面可以说已经品尝到了“新酒”的美味，但另一方面，盛酒的“皮囊”却依然是旧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国教会过去几十年来总是在新旧交替的纠结中走过来的，其中的分裂、乱象、迷茫等，也都与此有关。如果要改变这一不幸状况，我们必须在中国教会内掀起一股扎实学习的好风气，将没有完成的作业补齐，好能健康、喜乐地传播福音，见证天国的来临！

容易吗？不容易！但总得有人开始。相信时间到了，条件成熟了，一路走来的过程，必将带来丰硕的果实——就像农夫做了该做的农活，秋天的收成乃是水到渠成的结果！让我们现在就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