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撒意亚先知曾用“上主从埃及移植的葡萄树”来比喻、描述以色列历史，而耶稣说“我是葡萄树”。因此，我用“大树”的形象来描绘“基督信仰发展的脉络”。

 

 

从根源上来说，天主教会是从以色列的《旧约》传统（先知、律法、智慧文学）中衍生出来的，比如，基督徒的“教堂聚会”源自犹太人的“会堂聚会，都以“念经文”为主。耶稣的团体在早期阶段被称作“使徒时代的教会”（第一世纪末，二世纪初），这个教会逐渐扩展，在第四世纪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因为神学原因召开了四次大公会议（从325年到451年），从而形成“大公教会”的概念（有共同信经标准）。

 

 

在这个早期阶段中，信仰已经传到了埃及以南的阿夫瑞卡（“非洲”，见图右下角），即埃塞俄比亚，也很可能已经传到了印度（见图左下角）。印度的情况很特殊，因为当葡萄牙的传教士在1500年后到达印度时，他们发现那里有所谓的“托马斯基督徒”古老传统，而这些印度信徒再次和欧洲教会的接触和结合也经历了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在451年的加采东（Chalkedon，也称卡尔西顿或卡勒克顿）大公会议上，内斯托瑞乌斯（Nestorius，亦译“聂斯多略”）主教被审判，他的拥护者离开罗马帝国地区，在波斯和中亚地区获得了良好的发展，并于635年传到中国（即“景教”）。然而，他们的教会在中世纪走向了衰退（见图右下角）。

 

 

古罗马帝国中的教会分为东部（用希腊语，图中用棕色）和西部（用拉丁语，图中用黄色），而在伊斯兰教出现后（622年是伊斯兰的“元年”），很多东部的教会地区迅速落入伊斯兰的控制之中去，比如整个叙利亚和埃及，这原来是教会生活和神学思想的核心地带。

 

 

东部的首都（称“君士坦丁堡”或“拜占庭”，1453年后称“伊斯坦布尔”）还把信仰传到了东欧地区、乌克兰和俄罗斯地区，但1453年奥斯曼帝国征服了君士坦丁堡，镇压了基督信仰。在此之前，十字军运动（约1096-1290年）和东、西方教会互相绝罚（即开除教籍，1054年）也恶化了东方和西方教会之间的关系。

 

 

1453年后，俄罗斯成为东正教的主要载体，其历史也很复杂。生活在“启蒙时代”的彼得大帝曾经想改革和控制教会，他也于1715年派出第一个正式的传教士团到达康熙时代的北京。

 

 

拉丁语教会（亦称“罗马教会”，图中用黄色表示）曾经长期影响着所有西欧国家和地区，在1500年后也影响着信仰天主教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从拉丁美洲（图左中位置）到中国和日本（图上端中间位置）。本图尝试说明日本教会的历史（在1549年获得快速发展，比中国早半个世纪）。

 

 

1600年后有更多欧洲传教士（主要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从菲律宾和日本中转到达中国。1638年后，日本德川政府已经和普世教会割断了关系，日本也进入了严酷的教难时期，但中国教会在满人入关（1644年）后仍能继续生存，虽然从1700年（晚年的康熙对教会不友好）到1858年（解除禁教令）也算是“教难时期”。

 

 

在这个时代，一直有一些外国传教士悄悄地在中国服务，不仅是早期的葡萄牙人和意大利人，而且也有法国人（巴黎外方传教会于1680年代派人来华，遣使会1785年接管北京地区的教会，1842年后来华的耶稣会会士大多是法国人）。因此，在图中把法国放在中国的旁边。

 

 

第一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是英国人马礼逊（1807年到达华南地区）。十九世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无论从人数或从影响来看，都是以英国为主，二十世纪的新教发展则是以美国人为主。图中的“枝条”简化地暗示各国传教士和中国教会的复杂关系，当然，其中忽略了很多细节，比如德国、奥地利、加拿大也都曾派遣很多传教士到中国（及其它地区）。

 

 

本图也表达“东-西”的地理位置，比如东欧的波兰（因为是天主教用黄色）放在俄罗斯的旁边（见图右上端），这样也暗示着地理位置。天主教的爱尔兰（黄色）位于圣公会英国（粉红色）的西边（见图左上端）。

 

 

基督信仰是一棵很大的树，每个地区都发展成了自己的教会传统，有的成为“国教”，有的强调与普世教会（天主教）的关系。然而，一切基督徒，从印度到中国和意大利，都是从同一个根源长出来的，一直到今天仍然保持着共同的信仰传统：《圣经》、神学、礼仪和教规中有很多共同点。众多民族，众多语言，但仍然是一个博爱精神，一个希望，一个信仰。

 

 

让我们期待并努力，因着源自同一个信仰基础——耶稣基督而产生的不同教会，最终能够战胜历史长河中发生的分裂，在祂内合而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