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会的发展可以用一棵树的成长过程来描述，这棵树的树干是在古罗马帝国诞生的基督信仰及其神学、礼仪和教会管理制度。

 

 

基督信仰于635年由来自东叙利亚教会（“景教”）的一批传教士首次传入中国西安。他们在唐、元代的中国发展了一些基督徒团体，但在元代后，这些信徒群体消失无遗。

 

这个景教当时尚与天主教会处于分裂状态，虽然在451年的加采东（Chalkedon）大公会议上，与会主教们在教义和纪律上达成了基本的共识，但却无法挽回聂斯多略派的分裂，他们自成一体，成为东叙利亚教会。

 

天主教传到中国是从意大利方济各会会士孟高维诺（Montecorvino）开始的。他大约于1300年至1330年在北京传教，在元代的自由环境中组织起了几个教会团体，也建立了一些教堂，但在明代初年，这些成就和信徒团体再次消失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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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值得注意的是，两届厄弗所大公会议所裁定的聂斯多略学派的“异端”，已经在1994年被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与东方叙利亚教会宗主教马尔定四世的《共同声明》所撤消。但是，传入唐朝的景教（聂斯多略学派），即使在教义上与天主教没有冲突，仍旧不属于天主教会。因此，确切地说，首次将天主教传入中国的，是方济各会士孟高维诺。关于聂斯多略学派的历史与教义问题，本公众号以后会以专题研究的形式阐述。

 

欧洲教会在中世纪末和文艺复兴时代不断发展，教育水平提高，神学思想加深，因此，在1600年前后来华的耶稣会会士都受了“文艺复兴”的洗礼。也就是说，他们喜欢人文研究，对海外各民族的语言、文学、哲学都极有兴趣。著名的来华福传先锋利玛窦（Ricci）不仅是一位传道者，也是一位汉学家，他把中国文化介绍给了欧洲人。

 

教会的发展当然需要一些领袖人物，而在早期阶段，主要领袖都是外国传教士，但他们也很快就着手培养本地的传教士。罗文藻堪称这个培育的初果，他于1650年到菲律宾求学，后来成为第一位国籍神父和主教。

 

 

然而，由于中国清朝的宗教政策对基督信仰不友好，传教士在17、18世纪无法在中国创办任何修道院，因此需要派送学生到国外，在意大利或泰国受教育。（参见图左下角：中国早期的留学生几乎都是传教士）一部分早期的传教士也在澳门接受教育，那里有中国最古老的修道院。（参见图右上角“修道院和学院”）

 

巴黎外方传教会于1665年后在暹罗（泰国）创办了一个修道院，并在那里培养中国修道生，而意大利人马国贤神父（Ripa）于1734年在那布勒斯也建立了他的修道院。到了19世纪，中国内地的修道院终于获得了比较好的发展，1828年有了河北北部的西湾子修道院，1848年有了上海的徐汇公学，该公学也培养修道生，到19世纪末更是有了很多的小修院和大修院。

 

新教在20世纪初创办了很多学校，其中部分的学校也有神学院。比如20世纪初创立的南京“金陵神学院”和1918年创立的燕京大学，后者也有研究基督宗教的学术机构。

 

由于中国本地的神父和牧师越来越多，从中完全可以遴选出一些优秀人物来担任教会领袖，所以20世纪中国公教（天主教）和新教（基督教）都产生了许多国籍主教、牧师、神学家和传道者，图中只有几个名字，代表性尚不够强。

 

赵怀义代表的是20世纪中国公教的第一批主教，郑和甫代表的是20世纪中国新教的第一批主教，20世纪末，丁光训主教和金鲁贤主教可能是有很大影响的人物。意大利的刚恒毅主教（Costantini，1922-1933年在华）有特殊的地位，因为他是罗马教廷在华的第一个正式代表。

 

 

教会历史可以从很多方面来写，在圣经翻译和圣经学的发展方面（见图上端右角），最早的翻译者是阳玛诺（Diaz），但他的《圣经直解》（1636年）只包含主日福音；第一个《新约》译本出自法国白日升神父（Basset）之手。最了不起的译者可能是耶稣会会士贺清泰（Poirot），他曾是乾隆皇帝的译员，在北京生活了40年之久，竟把整部圣经译成了汉语（白话）和满语！然而，他和白神父的译本因为没有出版，所以在当时的影响并不算太大。

 

英国人马礼逊（Morrison）曾经参考白日升（Basset）的译本并在这个基础上完成了自己的圣经译本（1824年）。新教传教士发展金属活字印刷技术，且在印刷圣经方面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远远地超过了公教（天主教）。

 

因此，新教最有影响力的译本（《和合本》）早在1919年就开始发行，虽然天主教译者雷永明（Allegra）1940年就在北京发行了四部福音，但标准译本（《思高本》）却到1968年才得以问世。

 

 

基督教很重视教育，他们的传教士在华曾经创办了无数的学校，尤其突出的是女子教育的发展，在20世纪已经有了一些女性校长或推动女子教育的著名女教育家，比如曾国藩的曾孙女曾宝荪、丁淑静等。天主教的修女会也曾创办了不少的女子学校。

 

基督信仰的传播与国际性的“修会”（如方济各会、耶稣会、巴黎外方传教会、遣使会、圣母圣心会、圣言会）有着很大的关系，这些“修会”都是公教的组织。在新教方面，不同的宗派（圣公会、长老会、浸信会、循道宗等）也都组织了一些“差会”，这些差会负责派遣和资助来华服务的传教士，马礼逊就是由“伦敦会”派到中国来的，第一位美国传教士是1830年由“美部会”派到中国来的。到了1949年，这些修会和差会都先后离开了中国，未能继续为中国教会服务。

 

教会的发展也可以从宗教艺术和教堂建筑的历史来研究。北京的“南堂”（建于1605年）、“东堂”（建于1655年）应该是澳门几座教堂以外最古老的“大堂”，但它们在1900年都曾被毁，后来得以重建。至于内地得以保存的最古老大堂应该是杭州教堂（建于1661年）。

 

中国较为著名的教堂大多还是哥特式的（比如上海徐汇堂，广州大堂），但在1920年或更早，已有人开始用中国风格来建筑教堂，北京老辅仁大学的主楼（1927年建成）就是一座中西结合的建筑物。20世纪中国最著名的天主教画家是陈缘督（1903-1967年），他在辅仁大学美术系培养了一批画家，和他一样用中国传统风格画《圣经》题材的画。20世纪末，中国各地建了很多新的教堂，有的也采用现代风格。

 

教堂的建筑和《圣经》的翻译主要是“向内”的服务，即建设教会的工作，慈善工作、医疗服务和知识的传播则是基督信仰向外的辐射。“西医”和“西学”在华的发展都离不开外国传教士，比如两名法国耶稣会会士用外来药物治疗康熙的疾病；中国人首次看到的世界地图是利玛窦印行的世界地图；所有的中国学生都学习数学和几何学，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三角形”、“正解”、“正方形”和“圆柱体”等名词都是利玛窦根据拉丁语的原文“发明”的，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教会是一个大家庭，也是一座知识的大殿，教会历史研究包括很多有趣的细节，从《圣经》人名的翻译到几何学术语的形成，从中国修道院的教育到医院中的牧灵工作，在传教士的眼中，这些都是同一个“逻各斯”（“道”、“圣言”）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