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澎:两个转变——中国基督教的前景(之三)

2012-04-27 10:04   刘澎  阅读量:312
三、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性机遇(一)
    基督教在中国不是社会的主流,不是政府认可与欣赏的社会积极因素,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文化的排斥,但在法律上不是非法组织,在政治上不是反革命,在宗教上不是邪教。历届中国政府从来不支持、不鼓励基督教,但也不禁止基督教。中国宪法允许信仰自由,基督教是中国人公认的正规宗教,但加入基督教组织、参加基督教活动,却总有那么一点让人不踏实的感觉。中国基督教这种色彩不清相互矛盾的身份,难免使人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基督教在中国有没有前途?有什么样的前景”?应该说,根据近三十年来基督教在中国的历程与中国社会的发展看,基督教在中国有着非常美好的前途和极为难得的历史机遇。然而,中国基督教能否抓住这个机遇,还取决于基督教对自身状况与社会环境的认识以及应对的战略与策略是否正确。
 
1、机遇何在
    信仰危机。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从技术层面上说,需要选取一个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应该是目前中国社会中最受大众关注、最需要解决而政府和任何其他组织、其他力量又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信仰与道德危机。目前的中国是经济空前繁荣、精神空前贫困、思想空前混乱、信仰空前缺失、道德空前堕落、环境空前恶化。信仰与道德危机普遍存在于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其后果影响到每一个中国人,是当今中国社会的最大危机。由于没有信仰、没有道德、没有诚信,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身心疲惫、痛苦不堪,都是信仰缺失、道德堕落的直接或间接的受害者。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不仅没有为中国人带来和谐、稳定与幸福,反而暴露了各种矛盾,将人性中的各种丑陋、社会中的各种罪恶、体制与制度上的各种弊端放大到了极致,整个社会弥漫着日益强烈的失望与不满。
    官方意识形态失效。导致中国社会信仰缺失的根本原因是建国以来作为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丧失了其作为信仰理念体系的效用。中共虽然拥有8千万党员,但却不再是一个由信仰与理念为支撑的信仰团体,不再是一个由具有崇高理想与远大目标的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组成的理想主义者的组织。共产党员为了实现信仰所必需的彻底牺牲与献身精神早已荡然无存,中共内部真正相信并愿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人凤毛麟角。尽管中共是执政党,掌握着庞大的国家机器,但却一步一步地丧失了道义的制高点,丧失了精神信仰上的原动力,丧失了思想理念上的征服力;曾经指导亿万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功利化了,不再是中国人心中的灯塔、中国人的向往;昔日的精神支柱本身已经虚假化、空洞化了。作为一个代表少数既得利益者的官僚化组织,中共虽然提出了“三个代表”的理论,但却无法实践这个理论,并在事实上正日益蜕变为一个以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为指导的利益集团。面对今日中国社会的种种乱像,特别是信仰缺失,中共无计可施,拿不出任何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
    “儒教”风光不在。由于看到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堕落、蜕变和马克思主义的无效性,有人试图搬出儒家思想,希望向传统要资源,以此代替昔日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今日中国人的精神信仰支柱。但产生在封建时代农耕社会的儒家思想,其核心是为最高统治者利益服务的等级制,不可能适应自由、民主、平等与法治畅行的当代社会中今人的需要。此外,从精神信仰的角度上说,儒家思想虽然包含着丰富的道德与哲学,提倡教化,但却不讲灵魂,不信超验,不谈来世,不涉及人的终极关怀,不是严格的宗教学意义上的宗教。儒家思想作为人类文明遗产的一部分,应该继承其精华,一些学者也为此在努力,他们被称为“新儒家”,但要把儒家思想作为今日中国人的信仰支柱,甚至将其宗教化、立为“国教”,则是不现实的,尊孔复古的倒车行不通。
    其他宗教各有局限。中国传统的佛道教虽然拥有悠久的历史、众多的信众,但却存在着各自的局限性。佛道教的思想博大精深、典籍卷帙浩繁,但却缺少通俗易懂可以在大众中流行的普及本,一般人很难参悟佛道教深奥的教义。僧人道士中学识渊博、精通佛经道藏、造诣深厚的大师寥寥无几,多数佛道教僧侣忙于应付法事、修庙塑像,有些人甚至不惜以此为名,大肆聚敛钱财,完全置佛道教的宗旨与特色于不顾,将宗教变成了生意。以至于佛道教表面上虽然金碧辉煌,神圣庄严,但其内部却由于某些败类混迹其间而难免人欲横流、铜臭泛滥;在思想上、教义上、信仰上无力占领制高点,无法大规模地吸引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掌握着先进科学技术知识与社会资源的各类精英与具有现代民主法治观念的知识分子。佛道相比,道教的神秘主义色彩与偏重养生练功的特征,虽然也能吸引一些人,但却使其在宗教上更为衰落。至于中国的民间宗教与民间信仰则更是重形式、重活动,只在“民间”、草根中流行。它的文化性、娱乐性与反智主义倾向使它远离神学思辨、远离理论;它从未试图从神学、哲学与思想理念上征服形形色色的“读书人”与上层人士,而没有知识精英、政治精英、社会精英的大量介入与参与、没有源源不断、“与时俱进”的社会营养与文化营养,佛道教与民间信仰是不可能从理论上提高、在教义上更新,不可能“现代化”,不可能成为亿万民众的生活方式的,这是现代社会冲击下中国传统宗教与信仰面临的尚未解决的严重问题。
    中国的伊斯兰教与藏传佛教分布广袤、根基雄厚,但它们都只是某些少数民族信仰的宗教,是这些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与文化载体,也是这些少数民族身份与特征的代表,它们在中国的存在带有极为明显的民族与区域特色,难以在占人口90%以上的中国主体民族——汉族中传播,难以影响中国的主流社会。
    与基督教同根的罗马天主教,在中国除了背负一般意义上“洋教”的“恶名”,过去曾被严重“污名化”之外,还受到了两个特别因素的影响:一是受中梵关系的制约,政治上高度敏感、与政府关系复杂;二是经历了“梵二会议”后的罗马天主教虽然做了重大改革,但天主教传统而严格的教义与教规,使其在中国社会的传播仍然相当困难,尤其难以为当今中国社会的年轻人所接受。这两个因素制约了中国天主教的大面积发展。虽然中国天主教的人数已经从1949年的400万增加到现在的800万至1200万,但其在中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并无实质性的提高。在中国众多的宗教中,它更像是一个带有浓厚历史印记的特殊群体,而不是一个开放的、与现代社会同步的、生气蓬勃、面向所有人的大众宗教。
    基督教的优势。反观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现有的各种宗教与信仰体系中,尽管目前身处边缘,但却有其独特的优势。基督教作为人类文明的主要载体之一,产生于中东、发达于欧美、流行于世界,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贡献无可置疑。基督教不是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或种族的宗教,而是超越时代、地域、民族、种族、国家界限的、普世性的信仰体系。历史上,基督教在一个国家是否流行,并不影响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以基督教为主要宗教的国家可以在民族、历史、语言、文化、地理位置上差别极大,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各自的国家里把基督教作为信仰体系与道德基础服务于自己的人民与社会。
    在神学教义上,通过高度发达的宗教思辨哲学,基督教构建了精致、庞大而又开放的神学体系。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神学家,不断地汲取人类历史上优秀思想家在认识论与本体论方面所做贡献的精华,对涉及真理、宇宙、生命、灵魂、死亡、救赎、罪恶等一系列人类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按照时代的要求,及时地进行论证与回答。经过二千年来无数神学家的努力,基督教的教义与伦理道德标准发展的相当严密、完备,既体现了圣经原则与基督教传统,又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与时俱进、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与极强的普适性。对信仰基督教的个人、民族、国家而言,基督教在作为信仰体系发挥精神支柱的作用方面,卓有成效。
    在基督教的传播上,每个基督教徒都将传播福音作为自己终生的使命,这种人人主动传福音的特点,使基督教具有极强的“进攻性”。基督教非常注重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宣传普及基督教的教义与神学思想。基督教的文字事工也极为发达,针对不同人群不同需要的各种出版物应有尽有。更最重要的是,各国基督教都是通过积极推行教会本土化的方式存在的。事实上,基督教得以流行的国家,都是基督教的传统和圣经原则与本土文化完美结合的结果。基督教传到了哪里,就会在哪里出现具有当地民族文化特色的新版本。通过这种方式,基督教在世界各地各民族中得到了传播,自身也在不断地汲取营养、发展壮大。
    面对人类遇到的种种挑战,基督教既讲来世,也重今世,同时又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它以个体的生命为关注的焦点,以拯救人的灵魂为要务,重视人的价值、人的需要、人的终极关怀,同时又强调人的原罪、人性的软弱及人与上帝的关系,强调正义与公正、秩序与敬畏以及末世审判。基督教对人的定位及其基本教义,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的影响。目前国际社会普遍公认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等所谓“普世价值”,都与基督教有着密切的关系。以欧美为首的基督教国家根据基督教的伦理道德标准与价值观,制定了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直接间接地影响着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法律体系。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可以反对或批判这套规则,却无法脱离这套标准另搞一套。相对伊斯兰教国家、佛教国家、天主教国家、东正教国家、印度教国家及其他宗教信仰的国家而言,世界上的基督教国家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以及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方面均处于领先地位。基督教国家是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方队,没有基督教作为信仰体系与精神支柱,基督教国家要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取得如此显赫的地位,是绝对不可能的。
    基督教的优势,虽然并未在中国社会与中国人中得到认可,甚至许多中国基督徒也未必完全了解,但环顾中国的宗教与信仰市场,就解决信仰危机的能力与效果而言,还没有比基督教更好的其他宗教或信仰体系。
    突破口。基于以上原因,如果中共作为执政党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仍然拿不出能够满足中国人需要的精神产品,解决不了中国人日益严重的信仰危机,就会丧失作为中国人道德源泉的官方提供者与道德标准官方维护者的资质,丧失为全社会提供精神信仰产品的主要供应者身份,而中国的其他宗教又无力或无法填补信仰产品供应者缺位造成的空白,无法在中国社会、中国民众最需要精神信仰、最需要解决信仰危机的时刻,提出解决方案。在此情况下,基督教如果能以社会伦理道德与精神信仰产品提供者的身份及时地站出来,担当为中国社会提供精神信仰产品的大任,为解决中国人的信仰缺失做贡献,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当然也包括中国的执政者,就会彻底改变对基督教的看法——这就是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性机遇,是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