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人 那事 那情

2014-07-02 14:07   宋云  阅读量:1004

    如果不是那年我正好高中毕业,如果不是那年恰好河北神学院成立,如果不是那年刘景和主教出任第一任院长,也许我和刘主教一生都是陌人。
    然而,这一切正好发生,于是便有了后来我们之间难忘的情谊。
    1984年,我18岁,根本不知道修道是怎么回事,但还是听从了堂区会长和父亲的劝导,放弃唾手可得的大学生涯,考入了神学院。
    没想到,入学的第一天,就因私自外出被抓了个现行,还差点被勒令退学。
    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地方,神学院就暂时开设在石家庄市北堂。报到那天,我和同时入学的老乡签了到,各自领了一件小白衣和一本《新经全书》,找到了自己的床铺休息了一会儿,虽然年轻,毕竟也坐了一千多里地的火车。
    吃过午饭,我们在小院儿里转悠了几圈,老乡说,今天也没啥事,要不咱们出去转转。于是,我们就走出堂院,顺着窄窄的街道毫无目标地闲逛。北堂处于石家庄的繁华地带,不远的中山路商店林立,我们挨着商店出出进进打发时光。走到大众影院门口,看到售票口的牌子上写着《神秘的黄玫瑰》,票价两角钱,我提议说,要不看场电影吧,不误吃晚饭就行。
    待看完电影返回修院,立刻有修生问我们,你们是张家口来的吧,我们说是啊。“快去院长那里吧,下午班里开会,不见你们踪影,一下午主教急坏了!”
    我们赶忙快步走进院长室,只见一位圆盘大脸的老人坐在椅子上,肥肥的,身上穿着一件白汗衫。问明我们的身份,老人突然“噌”地站起来,双眼圆睁,巴掌“啪”地一下重重地拍在面前的桌子上。我们的心猛地一颤!“说,你们去哪儿了!?”“出去了!”“私自外出,无法无天了!开除!你们明天就回到老家去!”我们低头沉默,心想:没事儿了干上个街有什么?又没有正式开学,用得着发这么大的火吗?后来才知道,神学院与社会大学不同,许多规矩是要守的。我们知道,发怒的一定是刘景和主教。
    我们没敢吱声,带着满腔的委屈和不解默默地退出院长室。
    难道还未上一堂课就要被遣返吗?多丢人啊!一夜无眠。
    第二天,怀着忐忑的心情参与了弥撒。吃过早餐后,刘主教让人通知我们去见他。进门后,刘主教只字未提昨天的事,他示意我们坐下,接着仔细询问了我们老家教会和各自家庭的情况,然后如数家珍地说:“西湾子在中国教会可是鼎鼎有名的,是蒙古教区的主教府所在地,北方教会的根据地,清朝天主教会遭迫害时的避难地……”然后主教走到我们跟前拍拍我们的肩膀,鼓励我们好好珍惜圣召,刻苦学习。
    结局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二十多年后,我试着问刘主教当初为什么没有开除我们,刘主教笑着说:那是想震慑震慑你们这些毛头孩子,好好守规矩,其实哪舍得让你们走呢?
    更让人想不到的还在后边,刘主教告诉我,已经决定任命入学考试成绩好的马英林和我担任班长。其实我知道我的性格太内向,根本不适合当班干部,因为在念小学和中学时都当过班长,但时间都不长。果然在神学院也不例外,仅过了半学期我就不胜其负坚辞不就了。
    作为主教,他的主要任务是牧养唐山教区。当时教会刚刚开放,教区神职死的死亡的亡,只剩下几位老神父,所有教堂都在1976年的大地震中毁掉,没有教产,没有人,百业待兴,一切都需要从头做起,所以他不停地奔走各处行圣事、想法设法落实教产。
    即使这样,为了抓紧培养教会接班人,他还是积极推动成立河北神学院,并毫不犹豫地接下了神学院院长的担子。这样,时已60多岁的他就要不停地往返唐山和石家庄两地。为了赶时间,很多次买不上坐票就买站票,近200斤体重的他在火车上一站就是十多个小时,每次脚都肿得像馒头,脱鞋穿鞋都很困难。
    刘主教任院长两年多的时间里,他的办公室那亮得很晚的灯光。透过玻璃窗,常常可以看到他或是正用法文、拉丁文的书籍备课,或是前倾着身子聚精会神地绘制图纸。前者是因为没有中文神学教材,只能把文革中没有被毁掉的教会书籍当作课本;后者是为了尽快建一座主教坐堂,从没有学过设计的他硬是自己琢磨着设计出了一座漂亮的教堂。
    因为地方逼仄,房子有限,只能拨出两间平房作为宿舍,15个人一间,床和床紧紧挨着,晚上睡觉时,有咬牙的,说梦话的,有不停上厕所的,说实在的一刚开始很不习惯。刘主教就勉励大家效法精修圣人的榜样,为了教会的未来做些刻苦。他也身体力行,把后来加入的速成班的20多个人的床位安顿在他办公室兼寝室的走廊里,虽然很乱但看着未来的神职队伍他很是开心。只要他在修院,半夜时分他都要到修生宿舍巡行一次,看谁的被子蹬开了,他都要帮忙盖好。冬天更是每晚检查蜂窝煤炉子盖好没有,怕煤气泄露中毒。
    刘主教对修生的吃饭最上心,总是说:“都是牛犊一样的小伙子,饭菜一定保证,吃饱,更要吃好。”修院的馒头和包子个儿大,差不多每个有半斤重。同学李会民饭量大,一次主教问他吃了几个包子,由于方言的关系,4和10说得不是很清,刘主教就打趣说:“呀,大肚汉吃了10个包子啊。没事的,再多吃几个也没问题!”李会民急得红头张脸申辩,惹得大伙哄堂大笑。
    刘主教一辈子勤奋好学,据他自己讲,在北京上大修院的时候,经常骑着自行车到北京图书馆看书,一待就是一整天,各个学科门类无所不喜。即使文革期间坐监、劳改时也想法设法偷着看能到手的书。人常说“头大有宝”,“聪明”一词用在他身上绝不为过。就说他的记忆力,好的让人嫉妒:与人萍水相逢,多年后再见面能准确地说出对方的名字;只要读过的书,就能记住内容和里面精彩的句子。
    由是之故,他的讲课,包括讲道,都会旁征博引,汪洋恣肆,有时看似讲着讲着没了边际,但不用担心,就像风筝线紧握在手里随时可以收回一样,成竹于胸的他总会巧妙地把话题与的主题对接,这一点本事谁都佩服。因为学院由全省8个教区的老师、学生组成,口音各异,特别是邢台的张廉武神父、石家庄的李保存神父,方言味太重,听起课来非常吃力。我找院长反映了好几次,每次刘主教都好言相劝,让多体谅神父们,不明白的问题他还专门给我吃小灶,尽管拉丁文和伦理神学并不属于他的课程。
    为了教会的发展,刘景和主教真是不遗余力,更惜时如命。他常说,教会耽搁的时间太长了,一定要把失去的抓紧时间补回来。关于文革中所受的苦,他一般不愿多提,他爱讲的就是天主对他的的恩佑,他饱含热泪跟我们讲了不止一次唐山大地震发生在他身上的奇迹:天摇地动间,一声“天主圣母”刚出口,就从劳改工厂的二楼宿舍飞了下去,随身而出的还有一扇门,就是这扇门救了他的命……
    刘主教承揽了教会法典的讲授。他知道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隔绝的时间太长了,许多新东西,特别是梵二大的成果需要尽快让中国神长教友分享,而培养神职人员的神学院更肩负着这样的使命,所以当他好不容易淘来一本拉丁版本的新《天主教法典》,再也舍不得离手,恨不得早点吃透、消化,尽早教给我们。
    他总嫌时间不够用,因此每每到他的课,会占用下堂课的许多时间,这还是经人一再提醒才不舍地离开讲台的。也因此后来刘主教的课大多被安排在最后一堂或两堂课,修生们就得做好延时到半小时的准备,不然去厕所都是问题,因为教室太小,上课座位挨得死死的,一人动全体都得挪窝。
    熟悉刘主教的都知道,他爱惜圣召是出了名的。
    神学院的招生名额有限,他就想法把尽量多的人安排到食堂或后勤工作,两年后正式安排进下一班学习,因这种特殊的方式为河北教会额外培养了一批神父。
    可以说,他的后半生最让他牵心的就是度奉献生活的人,他(她)们就是他的心肝宝贝,他要像一只母鸡保护幼雏一样爱他(她)们。这是出于对教会接班人的渴望所作出的反应,以至于对有人不合格的圣召提出异议他都会置之不理,他顶着质疑,坚守着他的信念,他相信能把所有的人雕琢成器,即使品行不佳在别人眼里根本不适合修道的人。
    他的爱是满满的,也获得了足够的回报,神父一批批地祝圣,修女也慢慢培养起来。然而90年代后期,随着教区几位得意门生相继离开铎职,一向强大的他突然间就衰败了,背佝偻了,眼睛有了抑郁。一次在信德社,我俩一起唠嗑,话题扯到了神职人员的离职和造成的影响上,刘主教竟然数度落泪,让我吃惊的不止是他的伤心,而是伤透了心。
    还有一点必须要提的,就是他对教会教产永不妥协的执著。
    平常刘主教整天笑呵呵的,十分随和,好像好好先生,但是涉及教会利益,特别是落实教产,他都会变得十分坚持,寸步不让。卢龙主教府教产前后落实了太长时间,很多人都没了耐性,但他一直不为所动,仍坚持必须彻底解决的原则,最后达成所愿,这一点省、市各级领导都服了他。他曾跟我讲:“教产就是教会的命根,从自己手里弄丢了,没法在天主面前交债啊。"
    全省各教区除了唐山教区,几乎在京津沪都有教产,但刘主教并没有因为没有自己教区的事就不管,而是尽力帮助兄弟教会去争取落实,他支持成立了河北天主教落实教产办公室,设专职神父跑办各地的教产落实事宜,每每有教产得到落实的消息传出,他都十分高兴,一定会专门做一台感恩弥撒。
    时间过得很快,从我和刘主教相识一晃已经三十年了,如今这位可敬的神长已回归到天主的怀抱。生前,他与时间赛跑,渴望为教会多多的辛劳,牧放好天主交给的羊群,如今他已收获满满,跑到了终点。跪在主教的遗体前,我对主教说了许多心里话,记起了过往与主教相遇相知的一幕幕,看着这位历经磨难历经沧桑为主奉献一生的善牧,我忽然想到了主教的一句话:不畏艰难,为主而活。
    从那一刻起,我知道,我已找到了日后信仰生活的标杆。